气得上司只能给他穿小鞋，把他调到南京当国子监博士———
相当于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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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期间，李贽遭遇了人生低谷：
父亲去世、长子夭折，家里穷得连丧葬费都凑不齐。
他只能四处借钱，甚至靠朋友接济度日。
可即便如此，他还是没改叛逆本性。
当时南京官场流行拜码头，新官到任必须挨个拜访上司，李贽硬是不去，说我是来做事的，不是来拜山头的。
结果可想而知，他又被调到北京任礼部司务，一个清水得不能再清水的闲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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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嫌官小没油水，李贽却乐了———
这里能接触到王阳明的学说。
当时王阳明正悄悄流行，主张人人皆可成圣，这跟李贽反对等级的想法一拍即合。
他像海绵吸水一样钻研心学，还结识了焦竑等志同道合的学者，思想逐渐成型。
后来他在云南姚安知府任上的作为，其实就是心学思想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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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7年，50岁的李贽被任命为云南姚安知府，终于成了地方一把手。
赴任时，他看到沿途战乱后的残破景象，直接在衙门挂了副对联：
从故乡而来，两地疮痍同满目；
当兵事之后，万家疾苦总关心。
这副对联不是作秀，他真的这么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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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姚安是多民族聚居地，土司势力大，百姓贫困，前任知府要么高压统治要么敷衍了事。
李贽来了之后，推行至人之治：
不搞强制同化，允许各民族保留习俗（因俗而治）；
不建豪华官衙，把省下来的钱买药分给贫苦百姓；
在德丰寺办书院，不仅收汉人子弟，还让彝族、回族孩子入学，甚至允许女子听课。
有土司不服管，他不派兵镇压，反而带着酒上门谈心，用道理说服对方。
不到三年，姚安就从动乱之地变成了安居之所，百姓都说李知府比亲人还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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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样的却让上司头疼。
按规矩，知府要定期向上级汇报政绩工程，李贽每次只说百姓吃饱了吗孩子上学了吗，气得巡抚找他谈话：
你能不能多想想升官的事？
李贽当场怼回去：
我当知府是为了治民，不是为了升官！
1580年，距任期届满还有几个月，李贽干了件震动官场的事：
递上辞呈，把官印放在案头，收拾行李就走了。
有人问他都快熬出头了，何必放弃？，
李贽笑着说：我要去求真正的自由
这一年他51岁，放在今天已经是快退休的年纪，可他毅然放弃了铁饭碗，带着简单的行李投奔湖北黄安的好友耿定理，从此彻底告别官场，专心搞学术。
这种裸辞追梦的勇气，放在任何时代都让人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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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有话说：
我本是异端狂儒，着书立说批孔孟、斥理学，敢向千年礼教说不，怎奈世人不容、官府查禁，着作多遭焚毁。
v我几个免费的“为爱发电”，助我刊刻残篇、传布思想，待声扬之日，定让尔等见真道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