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项都精准打击大宋的“痛点”，但也每一项都戳中了既得利益者的“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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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经济领域的“青苗法”：
每年春天，农民没钱买种子，官府就把粮仓里的粮食或现钱贷给他们，秋天加息20%收回。
本来是为了防止地主放高利贷剥削农民，结果到了地方，官员为了“业绩”，强迫农民贷款，不管你需不需要，都得贷，利息也涨到了40%，最后变成了“官府放高利贷”，农民怨声载道。
王安石听说后，觉得是“执行层面的问题”，不是“政策本身的问题”，就派了一堆“督导组”下去检查，结果越查越乱，这成了变法的第一个“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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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免役法”：
以前老百姓要轮流给官府服徭役，耽误种地。
现在改成“交钱免役”，官府用这笔钱雇人干活。
本来是“双赢”的事，结果地主豪强觉得“交钱太多”，普通百姓要是交不起钱，还是得服徭役，最后变成了“两头不讨好”。
有人给王安石提意见，说“政策得改改，太一刀切了”～
王安石却觉得“这是你们不懂改革的长远好处”，硬是不调整，“拗相公”的名号就是这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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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上的“保甲法”也很有争议：
把农民按十户一保、五十户一大保组织起来，农闲时训练，战时当兵，既能省钱，又能增强国防。
但老百姓觉得“好好种地就行了，为啥要当兵”，地方官为了凑人数，强迫百姓入保，最后变成了“扰民”。
王安石却觉得“这是为了大宋的安全，你们得忍忍”，结果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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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和科举改革更是“炸了锅”：
王安石觉得以前的科举考“诗赋”没用，改成考“经义”（解读儒家经典）和“策论”（解决实际问题的文章），还办了“太学”，培养实用人才。
这一下得罪了所有靠“写诗赋”当官的文人，苏轼、欧阳修这些文坛大佬都站出来反对，说“你这是毁了大宋的文化根基”。
王安石却毫不动摇：
“科举是为了选能干活的官，不是选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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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搞得热火朝天，反对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朝堂上分成两派：“新党”（支持变法的人）和“旧党”（反对变法的人），天天吵得不可开交。
旧党领袖司马光，就是那个“砸缸”的大佬，和王安石是老朋友，以前还一起喝酒聊天，现在因为变法成了“死对头”。
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说“你这变法太激进了，会搞垮大宋的”，王安石回了《答司马谏议书》，把司马光的观点一一反驳～
说“你这是守旧，不懂变通”。
两人从“好友”变“仇敌”，成了北宋官场的“名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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