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的开头，他先是肯定了A团在开展“四爱”活动中的积极性。然后，笔锋一转，开始列举事实。
他详细地记录了“李军”这个人物是如何被“策划”出来的；那封感人肺腑的“军嫂来信”，又是如何被“加工润色”的。他把参与座谈的几位战士的发言，和连队里其他战士对他提起的、关于这几位战士的真实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对比。
比如，那位在座谈会上讲自己“抢救训练器材”的小张，根据其他战士反映，是个训练中经常偷奸耍滑的老兵油子，那次所谓的“抢救”，不过是把一个被风吹倒的篮球架扶了起来。
那位讲自己“用津贴帮助战友”的小王，实际上却是喜爱占点小便宜，经常找战友借钱不还，那一次是在对方的极力催促下，才终于还清了拖了几个月的欠款。
一个个鲜活而又残酷的对比，就像一记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扇在了那份光鲜亮丽的简报上。
在报告的最后，方俊没有简单地进行批判。他结合自己在一线采访的所见所闻，用一种理性的、建设性的口吻，深刻地剖析了这种“浮夸风”、“造假风”产生的根源。
他写道：“……‘务虚’不等于‘虚无’，政治工作绝不是文字游戏。当我们基层的政治干部，把所有精力都用在如何编造材料、迎合上级的时候，我们离我们的兵，就越来越远了。真正的先进典型，就在我们广大的基层官兵之中，他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但他们日复一日的坚守，本身就是最伟大的功勋。就像二九七高地的石大柱，他或许一辈子都说不出一句思想高深的豪言壮语，但他膝上那沓错字连篇的家信，比任何精心编造的报告，都更能体现‘四爱’精神的真谛……”
他把石大柱的例子，和“李军”的例子，放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无比尖锐而又发人深省的对比。
写完最后一个字，方俊放下笔，感觉自己像是打了一场恶仗，浑身都被抽干了力气。
他设想这份报告一旦交上去，就像一颗引爆的炸弹。它炸掉的，不仅仅是A团的“先进”，更是孙海平极力推崇的“典型”。
他这个揭盖子的人，会不会被压在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有些事，明知危险，也必须去做。这是他作为一个兵，最后的底线。
他没有把报告交给刘建国，更没有交给孙海平。他不想连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刘科长，更不相信孙海平会公正地处理这份报告。
他想起了杨岚的那通电话，想起了她在电话里说的那句：“我爸无意中提了一句……”
他心里，萌生了一个更加大胆，也更加冒险的想法。
他把报告和自己之前写的那篇《军功章的另一半》的剪报，以及石大柱那些家信的几张照片复印件，小心翼翼地装进一个大牛皮纸信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