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囚孟郊：把日子过成苦诗，却让千年人都念他的好
第一章开局就是“困难模式”：被贫穷“囚”住的少年郎
唐代宗大历年间，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的一个小山村里，住着一户姓孟的人家。这家人不算穷到揭不开锅，但也绝对够不上“宽裕”——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刚过温饱线，随时可能掉线”。就在这样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日子里，孟郊出生了。
没人知道这孩子将来会成“诗囚”，更没人想到他写的“慈母手中线”能让全中国的妈妈们记上千年。那会儿的孟郊，首先要面对的不是“怎么写诗”，而是“怎么熬过冬天”。
孟家祖上也算有点来头，据说能追溯到南北朝时期的官员，但到了孟郊父亲这一辈，早就没了官运，只能靠做点小生意或者当私塾先生混口饭吃。可惜孟郊爹身体不好，没等孟郊长大成人就去世了，家里的担子一下全压在母亲和他身上。这日子过得，用孟郊后来自己写诗的话说，就是“秋至老更贫，破屋无门扉”——秋天一到更穷了，房子破得连门都没有，风一吹直往里灌。
按说穷人家的孩子要么早早就去打工养家，要么就得琢磨着“考功名”改变命运。孟郊选了条更拧巴的路：一边帮母亲干活，一边抱着本旧书啃，还琢磨着写两句诗。那会儿写诗可不是什么“高雅爱好”，更不能当饭吃，邻居们见了都摇头：“孟家这小子，怕是读傻了吧？”
可孟郊不管这些。他就像个被“诗歌”勾了魂的小呆子，上山砍柴的时候，看见夕阳照在石头上，要停下来念叨两句；帮人放牛的时候，听见风吹过芦苇的声音，也要蹲在地上用树枝在泥上写几个字。母亲看他这么痴迷，既心疼又无奈，只能默默给他缝补衣服时多缀两个补丁，让他能多穿些日子，好有心思读书。
这时候的孟郊，还没被叫做“诗囚”，但他已经开始主动把自己“囚”在一个小世界里——这个世界里没有柴米油盐的烦恼，只有文字和意象的碰撞。别的少年在田间打闹、在河边摸鱼的时候，孟郊在琢磨“月亮怎么写才不跟别人一样”；别的青年在盘算着找个好营生的时候，孟郊在想“怎么把心里的苦写成诗，又不显得太矫情”。
有人说他“轴”，有人说他“傻”，但孟郊自己不觉得。他就像一颗埋在石头缝里的种子，不管环境多差，一门心思就想往上长，哪怕最后只能开出一朵小小的花。而这颗种子的养分，就是他对诗歌的执念，和对母亲的牵挂。
后来孟郊长大了些，为了开阔眼界，也为了找个更好的读书环境，他决定去嵩山隐居。说是“隐居”，其实就是找个安静的地方继续苦读，顺便靠给人抄书或者写点小文换点生活费。嵩山的日子比家里还苦，冬天没有炭火，他就裹着两层薄被子，把脚缩在炕桌底下看书；夏天没有扇子，他就坐在树荫下，一边赶蚊子一边写诗。有一次他写得太投入，锅里煮的粥都熬干了，锅底烧得发黑，他才反应过来——这大概就是“废寝忘食”的最早“翻车现场”吧。
但也就是在嵩山的这几年，孟郊的诗风慢慢定了型。他不写李白那种“飞流直下三千尺”的豪放，也不写王维那种“明月松间照”的清幽，他就写自己的日子：写穷，写饿，写母亲的白发，写山里的野花。他的诗像一块没经过打磨的石头，带着股子粗粝的劲儿，却又透着最真实的温度。比如他写自己的穷：“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吃野菜吃得多了，连肠子都是苦的，勉强唱歌也没半点欢乐。这话听着扎心，但谁也没法说他装，因为这就是他的真实生活。
这时候的孟郊，虽然还没踏入仕途，也没什么名气，但“诗囚”的雏形已经有了——他把自己“囚”在贫困里，也把自己“囚”在诗歌里，不迎合，不妥协，就这么一门心思地写下去。谁也没想到，这一“囚”，就是一辈子；而他写的那些苦日子，后来竟成了唐诗里最动人的篇章之一。
第二章科举考场的“钉子户”：十六年，就跟“考公”死磕
如果说孟郊的少年时代是被“贫穷”困住，那他的青年到中年，就是被“科举”给“囚”住了。
在唐代，读书人想改变命运，最主要的路就是考科举。就像现在很多人挤破头考公务员一样，那会儿的读书人，几乎都把“考中进士”当成人生的终极目标。孟郊也不例外——毕竟家里穷，没背景，只有考中功名，才能让母亲过上好日子，也才能让自己的诗被更多人看见。
可谁也没想到，孟郊这一考，就考了十六年。
第一次去长安考科举的时候，孟郊才二十多岁，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他背着一捆自己写的诗稿，揣着母亲攒的一点盘缠，一路风餐露宿到了长安。站在长安城门口，看着巍峨的城墙，孟郊心里满是憧憬：“说不定这次就能中，等我当了官，就把母亲接来长安住。”
结果呢？榜单一出来，孟郊从上到下看了三遍，眼睛都快瞪花了，也没找到“孟郊”两个字。他站在人群里，看着那些考中的人欢呼雀跃，心里像被泼了一盆冷水，从头凉到脚。有个认识的考生过来安慰他：“孟兄，没事，下次再来嘛！”孟郊勉强笑了笑，心里却在嘀咕：“怎么就没中呢？是我写得不好吗？”
他不服气，决定留在长安接着考。可长安的消费水平比乡下高多了，他带的盘缠很快就花光了，只能靠给人写墓志铭、代笔书信糊口。有时候接不到活，就只能一天吃两顿，顿顿都是咸菜配馒头。有一次冬天，他的棉袄破了个大洞，没钱补，只能找块旧布裹在身上，冻得手指都握不住笔，可还是坚持改诗。他在诗里写自己的处境：“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长安有上百万户人家，可我出门却不知道该去哪里，那种孤独和迷茫，隔着千年都能感受到。
就这么着，孟郊一年又一年地考，一次又一次地落榜。从二十多岁考到四十多岁，头发都开始发白了，还是没中。期间有人劝他：“孟兄，别考了，你这么有才华，不如去当个幕僚，或者回乡下教书，也能糊口啊！”孟郊摇摇头：“我不是为了糊口，我是想让我的诗能有地方说，想让母亲能为我骄傲。”
这话听着有点“轴”，但这就是孟郊——一旦认定了一件事，就跟“认死理”似的，不撞南墙不回头。他就像个被“科举”这个笼子困住的鸟，明明知道飞出去很难，却还是一次次扑腾着翅膀，不肯放弃。
有一年落榜后，孟郊心情特别差，就去城外的曲江池散心。看着池子里的荷花，再想想自己的处境，他忍不住写了首《落第》：“晓月难为光，愁人难为肠。谁言春物荣，独见叶上霜。”——早上的月亮没什么光，愁苦的人心里也堵得慌，谁说春天万物繁荣？我只看见叶子上的霜。这诗写得有多丧，他当时的心情就有多差。
可丧归丧，转头他又开始琢磨下一次考试。他把自己之前写的诗稿翻出来，一首一首地改，哪里用词不好，哪里意境不够，都标出来重新写。有人笑他：“孟郊，你这诗改来改去，还不是一样落榜？”孟郊不反驳，只是说：“我改的不是诗，是我的心。心诚了，说不定就能中了。”
就这么熬到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这一年孟郊已经四十六岁了。放在现在，都快到“知天命”的年纪了，孟郊却还在为“考中进士”奔波。这一次，他还是像往常一样，背着诗稿去考试，心里既期待又忐忑——他怕自己又一次失望，可又忍不住抱有希望。
放榜那天，孟郊特意起了个大早，慢慢悠悠地往放榜的地方走。他想：“要是再没中，就回老家陪母亲，再也不考了。”可当他走到榜前，眯着眼睛仔细看的时候，突然看到了“孟郊”两个字——在榜单的中间位置，不大不小，却像一道光，照亮了他十六年的苦日子。
孟郊愣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我中了？我真的中了？”他掐了自己一把，疼！是真的！他一下子跳了起来，像个孩子似的，拉着旁边的人就喊：“我中了！我考中进士了！”那一刻，所有的委屈、所有的辛苦，都烟消云散了。
他当天就买了酒，找了个小酒馆，一个人喝得酩酊大醉。喝醉了就趴在桌子上哭，哭完了又笑，嘴里还念叨着：“娘，我中了！我能让你过上好日子了！”
后来他写了首《登科后》，把当时的心情写得淋漓尽致：“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以前那些穷酸日子不值一提，今天我终于可以放纵自己的心情了，骑着马迎着春风跑，一天就把长安的花看遍。这首诗里的狂喜，和他之前写的那些苦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成了所有“逆袭者”的心声。
四十六岁，十六年科举路，孟郊终于从“科举囚笼”里逃了出来。可谁也没想到，刚逃出一个“笼子”，他又一头扎进了另一个“笼子”——官场的“笼子”。而这个“笼子”，比科举更让他难受。
第三章溧阳小官的“叛逆”：把公务扔了，去山里写诗
考中进士之后，孟郊并没有立刻当官——唐代的规矩，考中进士只是有了当官的资格，还得等朝廷分配职位。孟郊又等了两年，才被分配到溧阳县（今江苏溧阳）当县尉。
县尉是个多大的官呢？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县公安局局长兼城管队长，主要负责地方治安、抓捕盗贼、管理徭役这些杂事。官不大，事不少，而且油水不多——对于孟郊这种只想写诗的人来说，这差事简直就是“煎熬”。
刚开始的时候，孟郊还挺认真的，每天按时上班，处理公务。可没过多久，他就发现自己根本不是当差的料。别的县尉要么琢磨着怎么讨好上司，要么想着怎么捞点好处，孟郊却满脑子都是“今天该写什么诗”“昨天那首诗的韵脚是不是不对”。
有一次，县里发生了一起盗窃案，失主闹到县衙，上司让孟郊去调查。孟郊领了差事，却没去查案，反而揣着本子去了城外的山里。为什么？因为他听说山里的枫叶红了，想去找找写诗的灵感。结果呢？案子没查，他倒写了好几首关于枫叶的诗。上司知道了，把他叫过去训了一顿：“孟郊！你是县尉，不是诗人！再这样下去，你这官还想不想当了？”
孟郊低着头，嘴里答应着“下次不敢了”，可转头又把上司的话抛到了脑后。他实在受不了每天处理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受不了官场里的虚情假意。他觉得自己就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明明喜欢在天上飞，却被强行关在笼子里，每天只能看着笼子外的天空发呆。
于是，孟郊开始“消极怠工”。他每天只去县衙点个卯，然后就揣着诗稿去城外的瓦官寺或者山里待着，有时候一整天都不回来。县衙里的小吏找他签字，找不到人；老百姓来报案，也见不到他。久而久之，县里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县尉是个“诗人县尉”，正事不干，就知道写诗。
有人把这事告到了常州刺史那里（溧阳县归常州管），刺史也觉得孟郊太不像话，就找他谈话。刺史说：“孟郊，我知道你有才华，会写诗，但你现在是官，得先把公务办好，再谈写诗啊！”孟郊听完，很认真地说：“大人，我也想办好公务，可我一看到那些公文，就头疼；一看到山里的风景，就想写诗。我实在没办法把心思放在公务上。”
刺史被他气笑了，又觉得他有点可怜——毕竟是个四十多岁才考中进士的人，一辈子就这点爱好。最后，刺史也没撤他的职，只是跟他约定：“这样吧，你每个月把该处理的公务处理完，剩下的时间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要别出乱子就行。”
孟郊一听，乐坏了——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啊！他赶紧答应下来，然后就更“放飞自我”了。每天处理完必要的公务，他就背着干粮去山里，有时候坐在石头上看云，一看就是一下午；有时候跟山里的和尚聊天，聊到天黑才回来。他写的诗也越来越多，而且大多是写溧阳的山水和百姓的生活。
比如他写溧阳的百姓：“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老农家里穷，住在山里，种着三四亩山田，苗长得不好，税还多，自己吃不上饭，粮食运到官仓里，最后都烂成了土。这首诗里满是对百姓的同情，也透着他对官场腐败的不满。
还有一次，他看到一个织绢的农妇，每天辛苦织布，织出来的绢却要交给官府，自己连件新衣服都穿不上。他就写了首《织妇辞》：“夫是田中郎，妾是田中女。当年嫁得君，为君秉机杼。筋力日已疲，不息窗下机。如何织纨素，自着蓝缕衣。”——丈夫是农民，我是农民的妻子，当年嫁给你，就为你织布。力气越来越小，却还得在窗下织布，为什么织出来的好绢，自己却只能穿破衣服？这首诗写得朴实无华，却把农妇的辛酸写得入木三分。
孟郊在溧阳当县尉的这几年，虽然没干出什么“政绩”，却写了很多好诗。当地人虽然觉得这个县尉有点“不务正业”，但也喜欢他的诗——因为他的诗写的都是老百姓的心里话，不像别的官员，只会说些冠冕堂皇的话。
可孟郊自己却越来越不开心。他觉得自己虽然能写诗，但还是被“县尉”这个身份困住了——他不能随心所欲地去各地游历，不能专心致志地写诗，每天还要应付那些他不喜欢的公务。他就像个“半自由”的囚徒，虽然比以前自由了点，但还是没逃出“笼子”。
最后，在溧阳当了四年县尉之后，孟郊终于下定决心：辞官。他觉得自己不是当官的料，与其在官场里煎熬，不如回老家，一边陪母亲，一边专心写诗。上司劝他：“孟郊，你都五十岁了，辞官之后靠什么生活啊？”孟郊说：“靠写诗，靠给人写点东西，总能活下去。只要能让我自由地写诗，再苦我也愿意。”
就这样，孟郊辞掉了县尉的官职，带着简单的行李，回到了湖州武康老家。他终于逃出了官场的“笼子”，可等待他的，却是更艰苦的生活——和另一个“贵人”的相遇。
第四章跟韩愈的“神仙友谊”：两个“怪人”的互相救赎
孟郊辞官回到老家的时候，已经五十岁了。没了官俸，他的生活又回到了以前的“贫困模式”——有时候连吃饭都成问题，只能靠朋友接济。但他不后悔，因为他终于可以自由地写诗了。
可就在他以为自己要在老家默默无闻地度过余生的时候，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他的命运。这个人，就是韩愈。
韩愈比孟郊小十七岁，当时已经是文坛上的名人了。他早就听说过孟郊的诗，一直很欣赏孟郊的才华——他觉得孟郊的诗虽然写得苦，却透着一股真诚，不像当时有些诗人，只会堆砌辞藻，写些空洞的句子。
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韩愈因为被贬，来到了湖州。一到湖州，他就打听孟郊的下落，想跟孟郊见一面。有人劝韩愈：“孟郊就是个穷酸诗人，性格还怪，您跟他见面干嘛？”韩愈笑着说：“我是来跟他论诗的，又不是来跟他比富贵的。”
就这样，韩愈找到了孟郊。两个人一见面，就聊得停不下来——从诗歌的写法，到对社会的看法，再到各自的经历，越聊越投机。韩愈说：“孟兄，你的诗写得太好了，可惜知道的人太少了。我一定要把你的诗推荐给更多人看！”孟郊听了，特别感动——他写了一辈子诗，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看重他。
从那以后，韩愈和孟郊就成了最好的朋友。韩愈称孟郊为“孟兄”，孟郊称韩愈为“退之”（韩愈的字）。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喝酒、写诗、论诗，有时候一聊就是一整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