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斯大林同志。”贝利亚肃然起身，“我会亲自安排，确保绝对谨慎。”
斯大林点了点头，目光再次投向远东地图。在他的棋盘上，中国俨然成了一块需要精心平衡的砝码。他既要利用它牵制日本，又要避免引火烧身，还要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变局埋下伏笔。这场远东风云中的博弈，远比欧洲的牌局更加凶险和复杂。
1938年春，西北，凤凰山窑洞
深夜的油灯下，一份来自莫斯科的密电在几位核心领导人手中传阅。窑洞里烟雾缭绕，气氛凝重得能拧出水来。
“斯大林同志提出，‘出于国际主义精神’，可以向我们提供一批‘必要的医疗和军事物资’。”负责翻译的同志念完最后一句，小心翼翼地看向坐在长条木桌尽头的领导人。
“国际主义精神？”一位领导人将电报纸轻轻放在桌上，嘴角带着一丝冷峻的弧度，“这话听起来耳熟啊。上次这么说的，是让我们打通国际交通线，接应那批‘援助’，结果呢？”他没有说下去，但西路军血染祁连山的惨痛记忆，像刀子一样刻在每个人心里。那次的“援助”背后，是脱离实际、强令远征的代价。
“我们不能重蹈覆辙。”他斩钉截铁地说，“依靠群众，巩固根据地，自力更生，才是根本。外来的援助，尤其是带着指挥棒来的援助，往往是裹着糖衣的炮弹，吃下去会肚子疼，甚至会要命！”
另一位领导人深吸一口烟，缓缓吐出：“斯大林为什么这个时候找我们？他明明还在给蒋委员长武器。这是想两头下注，还是想在我们和国民党之间制造更深的矛盾？我们接受了他的东西，就成了他棋盘上的棋子，将来是要付出代价的。苏联的援助，哪一次不是附带一大堆政治条件？这种卡脖子的事，我们经历得还少吗？”
这时，王先生推了推眼镜，清了清嗓子，语气显得格外“真诚”：“同志们，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把共产国际的兄弟情谊想得这么复杂。斯大林同志是世界革命的领袖，他的援助是真诚的，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快地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心态接受，这也是对国际主义义务的履行。况且，我们现在确实困难，有援助为什么不要？”
他话里话外，透着对莫斯科的无限尊崇，仿佛拒绝就是背离了革命阵营。但在座的人都清楚，王先生真正想的，是借苏联的势来抬高自己在党内的地位，重温他当年带着“尚方宝剑”回来的旧梦。
“困难是客观存在的，”领导人接过话头，目光锐利地扫过王明，“但解决困难，要靠我们发动群众，靠正确的政策，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施舍上。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短。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不能为了点物资，就把自己的独立性给卖了。”
讨论持续到后半夜。最终，意见趋于一致：对斯大林“好意”的回复必须极其谨慎，既要维护与苏联的关系，更不能丧失原则。
几天后，一封措辞委婉但立场坚定的回电从延安发出。电文感谢了“苏联同志和共产国际的关心”，但着重强调了中共正在进行的“自力更生的有效斗争”，并表示当前“通过敌后根据地自身发展，完全可以支撑抗战”。电文最后暗示，真正的国际主义支持，应是“尊重各国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本国革命斗争的权利”。
这封回电，如同一盆冷水，浇在了斯大林和贝利亚的算盘上。它清晰地传递了一个信息：中共已经成熟，不再是那个可以任由外部势力摆布的幼年政党。他们选择了一条更为艰难但能掌握自己命运的道路——依靠人民，独立自主。
而在西北的窑洞里，领袖们更加紧了整风运动的步伐，他们要彻底清除党内那种把苏联经验神圣化、把共产国际指示教条化的思想根源。这一次与莫斯科的微妙交锋，让他们更加坚信：中国的革命，最终必须由中国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