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丫鬟发现宋蕙莲时，她已经吊在房梁上了。穿着一身月白衫子，正是来旺儿最喜欢的那件。脚下的凳子翻倒在地，旁边散落着那支碎裂的金簪和铰烂的红绫袄。她的脸青紫肿胀，舌头伸得老长，早已没了气息。最让人唏嘘的是，她手里还攥着半块没吃完的麦芽糖——那是来旺儿从杭州给她带的，她一直没舍得吃。
宋蕙莲的“含羞自缢”，从来不是什么贞节牌坊下的殉情，而是一个女人在尊严彻底崩塌后的绝望反击。她曾以为靠着情欲就能换取优越感，靠着依附权力就能改变命运，却最终被这两样东西反噬。从“瓜子皮事件”的嚣张到自缢前的绝望，她的人生轨迹像一颗流星，骤然升起又急速坠落。兰陵笑笑生用冷静到残酷的笔触，记录下这场悲剧的每个细节：没有临终的控诉，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一具冰冷的尸体和散落的遗物。这或许就是《金瓶梅》最真实的地方——在那个欲望横流的世界里，小人物的生死从来都轻如鸿毛，他们的悲剧，不过是西门庆们酒桌上的谈资，转瞬就被遗忘。
当宋蕙莲的尸体被抬出西门府时，潘金莲正在楼上描眉，李瓶儿抱着官哥喂奶，西门庆则在书房和应伯爵商量着给蔡太师送寿礼。没有人真正为她悲伤，除了那个远在徐州、永远不会知道妻子结局的来旺儿。阳光照在宋蕙莲苍白的脸上，像一层薄薄的金粉，却暖不了她早已冰冷的身体。这个曾试图用情欲和虚荣对抗命运的女人，最终还是被命运碾得粉碎，只留下一段被人耻笑的“偷情史”，和房梁上那道深深的勒痕——那是她用生命刻下的问号，问这世道，问这人心，也问那些沉迷欲望的后来者。
三、人物群像：欲望漩涡中的生存困境与人性异化
1．宋蕙莲：从“辣菜根子”到“笼中困鸟”——一个底层女性的优越感幻梦
宋蕙莲的名字里藏着一种辛辣的反讽。“蕙”与“莲”本是香草美人的意象，可在西门府仆役的私下议论里，她却是“辣菜根子”——入口呛人，回味寡淡，终究上不得台面。这个二十五岁的女人，有着一双缠得过分纤小的脚，走起路来摇曳生姿，却总带着股不肯低头的倔强。她的道德账本早已被市井生存法则撕得粉碎：做过厨娘、嫁过戏子、如今又成了西门庆的外室，可偏偏在人前要摆出“主子娘娘”的派头。这种“道德口碑糟糕却个性高昂”的矛盾，恰是晚明商品经济冲击下，底层女性试图通过情欲博弈改写命运的荒诞缩影。
她的张扬像一株在墙缝里疯长的野草，带着对体面生活的原始渴望。与西门庆勾搭成奸后，宋蕙莲的走路姿势都变了：往日里提着菜篮去后门采买时，她总是低着头匆匆而过；如今却故意放慢脚步，腰间的银铃铛随着步态叮当作响，连对资深仆妇惠祥都敢用眼角余光瞥着说话。最出格的“瓜子皮事件”发生在元宵节的前厅——当潘金莲、李瓶儿等主子们围坐吃酒时，她竟斜倚在门边的朱漆柱子上，嗑瓜子的碎屑吐得满地都是，末了还让小厮用金漆托盘来收瓜子皮。这种近乎挑衅的僭越，与其说是不知天高地厚，不如说是对“情爱优越感”的病态炫耀：她要让所有人看见，西门庆的宠爱就是她的免罪符，哪怕出身卑贱，也能踩着规矩的头顶跳舞。
“鞋子事件”更是将这种优越感推向极致。那日潘金莲新买了双大红缎子绣鞋，正与孟玉楼比脚大小，宋蕙莲恰好进来送茶。她瞥见那双鞋，突然嗤笑一声：“六娘这鞋虽好，可惜鞋尖太肥了些。”潘金莲脸色一沉，宋蕙莲却变戏法似的从袖中掏出双鞋来——竟是她偷偷仿着潘金莲的样子做的，只是鞋尖更窄，绣工更密。“我这双是爹前日让杭州织造局新做的，你看这脚，是不是比六娘的还小三分？”她边说边把脚伸到潘金莲面前，红绫袜子裹着的小脚在烛光下泛着病态的白。此刻的她忘了，自己不过是西门庆一时兴起的玩物，竟敢与正经主子攀比脚小——这种对等级秩序的公然挑战，早已为日后的悲剧埋下伏笔。
她对西门庆的情欲依附，本质上是对“被看见”的疯狂渴求。在遇见西门庆之前，她的人生是一串模糊的影子：在张大户家做丫鬟时，她是“会炖燕窝的那个”；嫁给戏子蒋聪后，她是“蒋蛮子的婆娘”；如今成了来旺儿的妻子，也不过是“那个走路扭捏的厨娘”。唯有在西门庆的床上，她才短暂地成为“莲儿”——一个被抚摸、被赞美、被许诺“开酒店做老板娘”的独立个体。这种虚幻的价值感让她上瘾，以至于当西门庆提出要“打发来旺儿去东京”时，她虽有不安，却终究被“三百两银子”的诱饵说服。她天真地以为，用身体换来的情爱可以兑换成现实利益，却不知在权力与欲望的天平上，她的青春与尊严轻如鸿毛。
宋蕙莲的悲剧内核，在于她误将“被占有”当作“被爱”，把“性资源”错认成“生存资本”。当来旺儿被诬陷下狱，她哭着跪在西门庆面前求情时，那句“你好歹看我的面子”暴露了她最深的认知谬误——她以为自己是这场情欲交易的平等参与者，却不知从一开始就是待价而沽的商品。西门庆用“锡铅锭子”调包银子的毒计，不仅是对来旺儿的陷害，更是对她情感价值的终极否定：在他眼中，她的眼泪与哀求，与库房里那些蒙尘的锡器并无二致，都是可以随意丢弃的废物。
自缢前夜，宋蕙莲对着铜镜卸下满头珠翠。西门庆送的金簪、李瓶儿赏的玉镯、自己偷做的绣花鞋……这些曾让她产生“主子错觉”的物件，此刻都成了嘲讽的注脚。她突然想起初嫁来旺儿时，那个老实汉子用半个月工钱给她买的银项圈——圈口磨得发亮，却比任何珠宝都让她感到踏实。可这份踏实早已被她亲手打碎，为了那镜花水月的优越感，她赌上了丈夫的性命，也赔光了自己的人生。二十五岁的生命，像一支被过早点燃的蜡烛，在欲望的狂风里噼啪作响，最终只剩一滩融化的蜡油，连灰烬都留不下温度。
兰陵笑笑生对这个人物的塑造，跳出了“贞女淫妇”的二元对立。宋蕙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坏女人”，只是个被时代洪流裹挟的可怜人——她想靠情欲攀附权力，却被权力碾碎；想凭虚荣对抗卑微，反被虚荣吞噬。她的优越感幻梦，恰是晚明社会伦理失序的一面哈哈镜：当金钱可以购买权力，情欲能够兑换地位，连最底层的女性都开始相信，道德廉耻是无用的枷锁，唯有不择手段向上爬才是生存之道。可最终，那些靠欲望堆砌的优越感，不过是建在流沙上的城堡，潮水一来，便轰然坍塌，连带着筑城者一同卷入人性的深渊。
如今重读宋蕙莲的故事，仍能在她身上看见无数现代人的影子：为了职场晋升而放弃底线的“精致利己者”，靠依附他人获得虚假安全感的“情感寄生者”，用物质炫耀填补精神空虚的“消费符号化生存者”。他们或许没有宋蕙莲的惨烈结局，却同样在优越感的幻梦里越陷越深。这个“辣菜根子”女人用生命证明的真理，穿越四百年时光依然振聋发聩：所有试图用捷径换取尊严的努力，终将成为刺穿自己心脏的利刃；而那些被我们鄙夷的“道德枷锁”，或许正是人性最后的救生筏。
2．西门庆：权力与情欲的异化者——从“商人”到“刽子手”的蜕变
宋蕙莲那句撕心裂肺的控诉，像一把淬毒的匕首，精准地剖开了西门庆华丽的皮囊：“你原来就是个弄人的刽子手，把人活埋惯了！”此刻的西门庆正把玩着李瓶儿刚送来的玉扇坠，闻言非但没有动怒，反而嗤笑一声将扇坠抛向空中：“活埋？咱家的地，埋几个人又何妨？”他说这话时，眼神里没有丝毫愧疚，只有一种近乎天真的残忍——仿佛人命与蝼蚁并无二致。这个从清河县药材商人一步步爬上提刑副千户的男人，早已在“金钱-权力-情欲”的恶性循环中完成了从“逐利者”到“施暴者”的蜕变，而第26回的阴谋，不过是他异化之路上又一块染血的里程碑。
西门庆的权力游戏始终遵循着商人的“投入-产出”逻辑。为陷害来旺儿，他先是用“一百石白米打点夏提刑”，再以“锡铅锭子”伪造赃证，最后借“花园捉贼”完成闭环——整套操作行云流水，活脱脱一场精心设计的商业并购，只不过标的物是两条人命。他在提刑院公堂上看着来旺儿被打得皮开肉绽时，脑中盘算的或许不是如何斩草除根，而是“这桩买卖是否划算”：除掉心腹之患，既能独占宋蕙莲的美色，又能震慑府中仆役，更能向潘金莲等妾室彰显绝对权威，简直是“一石三鸟”的高回报投资。这种将暴力彻底工具化的思维，比单纯的残忍更令人不寒而栗——他不是被仇恨驱使的莽夫，而是把杀人当作“成本可控”的管理手段的冷血企业家。
情欲在西门庆手中早已异化为权力的延伸。他对宋蕙莲的“宠爱”，本质上是对底层女性的降维打击：用几支金簪、几句情话，就将一个渴望尊严的女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当宋蕙莲哭着哀求“放了来旺儿”时，他竟轻佻地捏住她的下巴：“只要你乖乖听话，别说放他，便是让他回来给你磕头都使得。”这番话像极了他与官场周旋时的话术——先许以空头支票，再榨取对方价值，最后弃如敝屣。他与宋蕙莲在厨房后墙的私会，与其说是偷情，不如说是权力的宣示：在这个由金钱构筑的王国里，他可以随意占有任何人的身体与灵魂。而当宋蕙莲失去利用价值后，他的冷酷暴露无遗——不仅冷眼旁观她被孙雪娥羞辱，甚至在她自缢后还抱怨“死得不是时候，污了咱家的地”。这种对情感的彻底物化，标志着他人性中最后一丝温度的消亡。
“弄人的刽子手”这一自我暴露，揭示了西门庆对暴力本质的清醒认知。他深知权力的核心就是“弄人”——用金钱诱惑、用地位压迫、用情欲控制，让所有人都成为他棋盘上的棋子。当潘金莲挑唆他陷害来旺儿时，他沉吟片刻后说：“既要弄他，就须斩草除根。”这种理性到可怕的算计，与他在生意场上“货卖三家不吃亏”的原则如出一辙。他从不认为自己是恶人，反而觉得“弱肉强食”天经地义——就像他对李瓶儿说的：“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在他的价值观里，道德、法律、情感都是可以量化的商品，只要出价够高，就能随意购买与践踏。
兰陵笑笑生的高明之处，在于没有将西门庆塑造成脸谱化的恶魔。他会在李瓶儿生子时真情流露，也会在应伯爵落魄时慷慨解囊；他对潘金莲的宠爱掺杂着征服欲，对孟玉楼的敬重又带着几分欣赏。这种复杂性让他的“恶”更具穿透力——他不是天生的刽子手，而是在晚明商品经济浪潮中，被金钱与权力异化的普通人。正如资料中所言，西门庆的贪婪“不是马上被清算”，他靠着官商勾结步步高升，直到第79回才纵欲身亡，这种“无因果报应”的写实处理，恰恰凸显了社会制度对人性之恶的纵容。当一个时代的权力可以随意买卖，当金钱能够衡量一切价值，即便是原本只想“发家致富”的商人，也会在欲望的漩涡中逐渐蜕变为嗜血的猛兽。
西门庆的蜕变轨迹，恰似一面照妖镜，映出每个时代都可能滋生的毒瘤。他用金钱买通提刑院时，与当代“权钱交易”的腐败分子何其相似；他将宋蕙莲视为玩物时，暴露的正是物化女性的集体无意识；他对权力的病态追逐，更是人类永恒的欲望陷阱。这个从“商人”到“刽子手”的异化过程提醒我们：当社会失去对权力的制约，当道德沦为利益的附庸，任何人都可能在“成功”的诱惑下，一步步滑向人性的深渊。而西门庆最终的暴毙，与其说是“报应”，不如说是欲望失控的必然——当一个人把整个世界都当作狩猎场时，最终只会被自己的贪婪吞噬。
四百年后的今天，西门庆的幽灵依然在我们身边徘徊。那些在酒桌上吹嘘“搞定某某领导”的商人，那些用权力打压异己的官员，那些视感情为筹码的情场老手，都是他的当代注脚。这个“弄人的刽子手”用一生证明的残酷真理，至今仍在警示着我们：权力与情欲本身并非洪水猛兽，但当它们失去边界，就会成为异化人性的毒药；而对“成功”的病态渴求，往往是打开地狱之门的钥匙。
3．潘金莲：阴谋的“点火者”——嫉妒心驱动下的生存策略
当潘金莲在葡萄架下对着西门庆说出“那奴才在厨房里骂你‘贼淫妇’养的”时，指甲正深深掐进掌心的肉里。这句话像一颗火星，精准地引爆了西门庆心中积压的猜忌——三天前韩道国告密时，他尚在犹豫是否要对来旺儿下死手；此刻听了潘金莲的添油加醋，眼中杀意骤然凝结成冰。这个以“挑唆”为生存本能的女人，总能在权力的缝隙中找到最致命的攻击点：她不说来旺儿骂的是自己，而是将矛头引向西门庆最敏感的“男性尊严”；她不直接指控来旺儿谋反，却用“贼淫妇养的”这句市井最恶毒的咒骂，将主仆矛盾升级为不共戴天之仇。在这场针对来旺儿与宋蕙莲的阴谋中，潘金莲不是执行者，却是那个躲在阴影里的点火者，用嫉妒心的引线，点燃了毁灭他人的炸药桶。
她的动机从来不是简单的“争风吃醋”，而是对生存空间的极致扞卫。自从李瓶儿带着万贯家财和儿子官哥进门，潘金莲在西门府的地位便如履薄冰：往日里西门庆三天两头往她房里钻，如今却常常宿在李瓶儿处；连吴月娘赏赐丫鬟，李瓶儿房里的也总比她的多出半匹绸缎。宋蕙莲的出现，更让她嗅到了致命的威胁——这个年轻貌美的厨娘不仅走路姿势像极了自己年轻时的模样，更懂得用“厨房私会”“红绫袄子”等廉价手段讨西门庆欢心。潘金莲太清楚这种“底层智慧”的杀伤力：她自己就是靠着给张大户当外室、毒杀武大郎才爬上如今的位置，自然容不得另一个“潘金莲”来分一杯羹。当她看见宋蕙莲敢穿着红绫袄子在月洞门扬声叫小厮时，心中警铃大作——这个女人正在复制自己的成功路径，而这恰恰是她最不能容忍的背叛。
“借刀杀人”的策略背后，藏着她对权力游戏的深刻洞察。潘金莲从未亲自下场与宋蕙莲撕扯，而是巧妙地利用了西门庆的多疑与狠毒。她先是在西门庆耳边吹风：“来旺儿在外头说你强占他媳妇，还要杀你报仇呢！”接着又“无意”中让孙雪娥撞见宋蕙莲与西门庆私会，挑动起仆妇间的矛盾；最后在“花园捉贼”前夜，她特意让丫鬟将廊下的石鼓挪开，为这场“意外”扫清最后的障碍。这整套操作行云流水，既除掉了潜在的情敌，又借西门庆之手震慑了其他妾室，更让自己置身事外——当宋蕙莲哭着跪在翡翠轩求情时，潘金莲正坐在李瓶儿房里“看孩子”，嘴角挂着无辜的微笑。这种将他人当作棋子的冷酷，与其说是天性歹毒，不如说是男权社会逼出来的生存智慧：一个无权无势的妾室，若不懂得用阴谋保护自己，便只能成为他人砧板上的鱼肉。
她对来旺儿“扬言杀主”的刻意放大，暴露了对底层反抗的本能恐惧。潘金莲自己就是底层爬上来的，深知“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的道理。来旺儿那句醉酒后的“大不了一刀捅死那贼囚根子”，在她听来却如丧钟般刺耳——这个平日里木讷的家奴，一旦被逼急了，真可能做出鱼死网破的事。更让她不安的是宋蕙莲的态度：那个女人虽然依附西门庆，却始终没与来旺儿彻底切割，甚至敢为了丈夫跪在西门庆面前求情。这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暧昧，让潘金莲嗅到了危险的气息——若有朝一日宋蕙莲与来旺儿联手，第一个遭殃的便是自己这个“挑唆者”。她必须赶在这一切发生前，将这对夫妻彻底碾碎，用他们的鲜血来巩固自己的生存根基。
潘金莲的双重性在此刻暴露无遗：她既是男权社会的牺牲品，又是自身欲望的反噬者。幼年被卖入王招宣府学弹唱，少年时被张大户强占，嫁给武大郎后受尽屈辱——这些经历在她心中种下仇恨的种子，让她坚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可当她用毒计害死武大郎、逼死宋蕙莲时，又何尝不是在复制那些伤害过她的人的暴行？她恨西门庆的薄情寡义，却又不得不靠讨好他来维持地位；她同情宋蕙莲的卑微，却又容不得另一个“自己”分走宠爱。这种矛盾让她的形象跳出了简单的“恶女”框架，成为晚明社会伦理失序的复杂标本——当道德沦为权力的附庸，当生存需要靠伤害他人来实现，即便是受害者，也会在仇恨的侵蚀下逐渐变成施暴者。
兰陵笑笑生对潘金莲语言风格的刻画，堪称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绝。她骂宋蕙莲时用“贼淫妇”“小娼妇”等市井粗话，挑拨西门庆时又能说出“爹是个天，谁敢违拗”这般肉麻的奉承；她与李瓶儿假意亲热时言语温柔如水，转头对孙雪娥便能吐出“奴才秧子”的毒舌。这种语言的多面性，恰是她生存策略的外在表现——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在不同的权力关系中切换自如。当她对着镜子描眉时，或许也会短暂地想起那个在清河县街头卖炊饼的武大郎，但这种转瞬即逝的良知，很快便会被对生存的渴望吞噬。正如她在第26回末尾对西门庆说的：“爹，你看那宋蕙莲，死了倒干净，省得看着碍眼。”语气轻描淡写，仿佛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却不知自己早已在权力的漩涡中，变成了当初最痛恨的那种人。
潘金莲的“点火者”角色，在今天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映射。职场上那些靠打小报告上位的“办公室政客”，网络中躲在匿名Id后散布谣言的“键盘侠”，家庭里挑拨离间的“长舌妇”，都是她的当代化身。他们或许没有潘金莲的美貌与才情，却同样精通“借刀杀人”的生存哲学；他们或许不会直接造成他人死亡，却能用语言的刀子，将对手的尊严凌迟处死。这个四百多年前的文学形象提醒我们：嫉妒心从来不是女性的专利，而是人性共有的弱点；权力的游戏也从未消失，只是换了更隐蔽的形式。当我们在生活中遇见“潘金莲”式的人物时，与其愤怒谴责，不如警惕自己心中是否也藏着那个点火者——毕竟，在欲望的丛林里，最可怕的从来不是明火执仗的敌人，而是那些躲在暗处，用嫉妒心的火星点燃他人地狱的同类。
4．来旺儿：憨直与愚妄的牺牲品——底层男性的尊严困境
来旺儿被押解到提刑院公堂时，粗布衣衫上还沾着花园里的青苔。当夏提刑将西门庆的状子拍在案上，厉声喝问“你可知罪”时，这个在绸缎铺扛了十年布的汉子突然爆发出一阵狂笑：“我何罪之有？倒是那西门庆，强占我媳妇，还要置我于死地！”他的声音嘶哑如破锣，震得公堂梁上的灰尘簌簌落下。此刻的来旺儿像一头被激怒的狮子，明知前方是刀山火海，却偏要亮出带血的獠牙——这种近乎愚蠢的勇气，既是底层男性最后的尊严，也是将他推向深渊的愚妄。
他对西门庆权力的认知，始终停留在“主仆情谊”的天真想象里。当西门庆假意说“东京蔡太师府缺个得力的家人”时，来旺儿竟扑通一声跪下磕头，以为这是“主子赏识”的恩宠。他忘了自己不过是西门庆众多家奴中的一个，既没有韩道国的谄媚，也没有玳安的机灵，唯一的“价值”不过是老实听话。这种对权力本质的误判，让他把毒蛇的微笑当作善意，把裹着蜜糖的砒霜视为恩赐。当他在狮子街的小酒馆里拍着桌子骂“西门庆算个什么东西”时，邻桌的韩道国正悄悄竖起耳朵——这个平日里称兄道弟的“朋友”，转头就把醉话酿成了毒酒，双手捧给了西门庆。来旺儿以为酒后狂言只是“发发牢骚”，却不懂在权力面前，任何一句怨言都是死罪；他以为“主仆一场”总会留几分情面，却不知在欲望的棋局里，他早已是那颗该被吃掉的弃子。
对妻子宋蕙莲的盲目信任，更让他成了悲剧里最可悲的角色。当宋蕙莲红着脸说“爹要拿三百两银子给咱开酒店”时，来旺儿竟激动得彻夜难眠，在梦里都在盘算着“请哪个厨子掌勺”。他没看见妻子说这话时躲闪的眼神，没听见她夜里偷偷哭泣的声音，更没发现她发髻上多了支西门庆送的金簪——这个老实巴交的汉子，把妻子的话当作圣旨，把枕边人的私情当作“玩笑”。直到被押进提刑院，看见宋蕙莲站在人群外不敢与他对视，他才隐约明白自己戴了顶多么耻辱的绿帽子。可即便如此，当公差用鞭子抽得他皮开肉绽时，他仍在嘶吼：“放了我媳妇！这事与她无关！”这种到死都要护住妻子的“担当”，与其说是深情，不如说是对现实的逃避——他宁愿相信妻子是“被逼无奈”，也不愿承认自己早已成了整个西门府的笑柄。
“勇而无谋”的性格缺陷，让他的反抗成了徒劳的挣扎。来旺儿不是没有机会逃离：如果他在听到西门庆要“打发他去东京”时多一分警惕，如果他在宋蕙莲说“开酒店”时多一分怀疑，如果他在酒后骂街时能管住自己的嘴……可他偏不。他像一头蛮牛，只会用蛮力对抗命运，却不懂迂回与隐忍。当他在柴房里被铁链锁着，听见宋蕙莲在门外哭泣却不敢出声时，这种“无声的反抗”比任何嘶吼都更让人心碎——他终于明白，自己连保护妻子的能力都没有，所谓的“尊严”不过是自欺欺人的笑话。递解徐州那天，他回头望了一眼西门府的朱漆大门，雨水混着血水模糊了视线——这个他曾以为能“改变命运”的地方，最终只留下一道刻在脊梁上的伤疤。
来旺儿的悲剧，是底层男性在权力碾压下的宿命。他没有西门庆的金钱，没有武松的武艺，甚至没有韩道国的“机灵”，唯一拥有的不过是“老实”与“力气”——可在那个“笑贫不笑娼”的时代，这两样东西最不值钱。他的“憨直”被当作“愚蠢”，他的“忠诚”被视为“可欺”，他的“愤怒”被看作“叛逆”。当他像牲口一样被铁链锁着押往徐州时，官道两旁的百姓指指点点，有人说“这是西门府那个不听话的奴才”，有人骂“活该，谁让他敢跟主子顶嘴”——这些麻木的议论，像一把把钝刀子，割着来旺儿早已流血的心脏。他终于明白，在这个世界上，底层人的尊严轻如鸿毛，所谓的“公平正义”，不过是有权人的遮羞布。
兰陵笑笑生对来旺儿的塑造，跳出了“善恶二元对立”的窠臼。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人”，也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只是一个被时代洪流裹挟的普通人。他有缺点：爱喝酒、脾气躁、有点小虚荣；但他也有优点：老实、肯干、对妻子真心实意。可就是这样一个“不好不坏”的普通人，却在权力与欲望的绞杀下，落得个“递解徐州，永不得回清河”的下场。这种“无因果报应”的写实处理，恰恰凸显了社会的残酷——在那个黑暗的时代，不是“作恶”才会遭报应，有时候“活着”本身就是一种罪。
四百年后的今天，来旺儿的影子依然在我们身边徘徊。那些在工厂里被随意克扣工资却不敢反抗的农民工，那些在办公室里被上司欺压却只能默默忍受的“社畜”，那些被生活磨平了棱角却还在假装“岁月静好”的普通人——他们或许没有来旺儿的惨烈，却同样在权力的碾压下，吞咽着尊严被践踏的苦果。来旺儿用他的憨直与愚妄证明：对权力的盲目信任，对现实的天真幻想，对不公的忍气吞声，只会让自己沦为任人宰割的羔羊。而那句醉酒后的狂言，那句在公堂上的怒吼，那句到死都不肯低下的头颅，既是底层男性最后的悲歌，也是人性深处未曾熄灭的火种——哪怕微弱如萤火，也终究照亮过黑暗。
当来旺儿的身影消失在徐州的官道尽头时，西门府的厨房里飘来糖醋排骨的香味。宋蕙莲的死讯像一阵风，很快就被新的八卦取代。没有人记得那个“扬言要杀主子”的家奴，就像没有人记得墙角那株被踩烂的野草。可兰陵笑笑生记得，他用冷静到残酷的笔触，把来旺儿的故事刻进了《金瓶梅》的骨血里，提醒着每个时代的读者：当权力失去制约，当欲望吞噬良知，再老实的人也会变成怒吼的狮子，再温顺的羊也会亮出反抗的犄角——而那些将底层逼到绝境的人，终有一天会发现，自己脚下的土地，早已布满了仇恨的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