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城塌方的血色警示尚未在城门褪色，朱祁镇雷厉风行的处置已像一把冰锥，暂时冻住了朝堂上对“新政”的非议。贪墨工头的首级悬在崇文门，工部郎中流放三千里的文书刚送抵驿站，那些曾围着“奇技淫巧”嚼舌根的官员，此刻都敛了声息——可西苑暖阁里，紫檀木案上的烛火却映着皇帝紧绷的眉。
朱祁镇指尖叩着桌面，声响轻而沉，像冬夜雪下的冻土在暗裂。他清楚，这平静是假的。反对新政的势力从不是浮在水面的泡沫，而是藏在漕运河道、军库粮仓里的淤泥，一旦找到缝隙，便会重新淤积，堵死他想走的路。朝堂上的杂音暂歇，真正的硬仗，其实在更难啃的地方——那支握着大明刀枪，却还在用“经验”丈量战场的军队。
宣府军报里的字眼又跳进脑海：佛郎机炮试射，十发七偏，斥候凭眼估敌台距离，火药泼在空地上像撒了把碎银。“经验主义”这四个字，在他这位曾摸过图纸、算过数据的皇帝眼里，就是裹着老规矩的毒药。边镇士兵冻病在黄河浮桥边，大同军炸错了自己的火药堆，蓟州军让蒙古骑兵绕了侧翼——这些不是“运气差”，是没拿“算尺”当武器。要革除这积弊，光靠砍头流放不够，得把“数与形”的种子，种进那些只认刀枪的军官心里。
讲武堂的课程设计，便成了他手中最锋利的犁。
暖阁烛火晃了晃，案上摊着两张纸。左边是《讲武堂数学与格物基础课程纲要（试行）》，炭笔写的“勾股定理”“抛物线”旁边，已画了小半幅直角三角形；右边是《军官能力评估与进阶培训流程构想》，纸上还留着墨渍，是他傍晚时琢磨“如何挑出肯学的苗子”时蹭上的。
“只讲定理，跟让士兵拿着没开刃的刀冲锋有什么两样？”朱祁镇对着纲要皱眉，炭笔在“勾股定理”下重重画了道横线，笔尖戳出个小坑，“得让他们亲手用！”
他忽然想起去年宣府架浮桥的事：斥候说河宽三丈，结果浮桥短了五尺，三个士兵脱了甲胄泅水牵绳，上来时嘴唇紫得像冻透的桑葚。若是当时有人会用矩尺测距离，哪用遭这份罪？念头一闪，他立刻在纸上添了行字：“实操课：步弓、矩尺、水平仪使用，要求每人每日测三次校场宽度，误差超一尺者，罚抄定理十遍。”
可光测宽度还不够。军官们要带的是兵，要守的是城，得让他们把“数”和“战场”拧成一股绳。朱祁镇盯着案角的砚台，忽然抬手把它推到地图旁——砚台像座小山，地图上的京营校场像片平原，这不就是战场的缩小版？
“沙盘！”他猛地攥住笔，指节泛白。用沙土堆出山川河谷，用小木人当士兵，让军官们拿着算出来的距离、角度，在沙盘上排兵布阵——这样一来，那些抽象的“相似三角形”“抛物线”，就成了能挡住骑兵、打准炮弹的真本事。
他立刻俯下身，在纲要旁画起沙盘的样子：标注“比例尺1:200”，画上等高线的纹路，甚至在角落写了“推演规则：先测地形，再算兵力，后定路线”。烛火映着他的影子，在墙上晃得像个忙碌的工匠，要把零散的木料，拼成一张结实的桌子。
“陛下，夜深了。”门口传来轻响，王瑾端着一碗羹汤走进来，托盘上的白瓷碗冒着热气，“钱娘娘说，您从午后就没歇过，让御膳房炖了您爱吃的银耳莲子。”
朱祁镇抬起头，揉了揉发酸的眼睛，接过碗时指尖碰到了温热的瓷壁，心里像被暖风吹了下。他这阵子忙着朝堂、军队、工地，倒没怎么顾上后宫，钱锦云却总记着他的喜好。“替朕谢过锦云。”他舀了一勺羹汤，甜软的莲子滑进嘴里，紧绷的神经松了些，“对了，讲武堂上次课后，那些军官私下里说什么？”
王瑾垂着手，声音平稳得像摊平的纸：“回皇爷，内厂的人看着呢。百户张勇一开始还嘟囔‘这学问能挡箭吗’，可后来听您提了黄河浮桥的事，倒主动找石彪问‘怎么算河宽’。石彪更上心，这几日在营里拿树枝在地上画三角形，遇着不懂的，连饭都顾不上吃，追着军中部吏问。”
他顿了顿，又补充道：“只是有些年长的军官，比如千户李忠，私下说‘打仗靠的是血气，不是笔墨’，还劝身边人别‘跟着陛下瞎折腾’。”
朱祁镇冷笑了声，羹汤的热气模糊了他的眼神：“血气能挡得住蒙古人的箭？李忠去年在蓟州，不就是因为没算准山谷宽度，让也先的人绕了后路？下次授课，朕让他们亲眼看看，算准了射程，能少死多少人。”他放下碗，目光又落回纲要上，“石彪是块好料，就是少了点谋略。你让人把朕上次画的‘弹道测算图’抄一份给他，让他先琢磨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