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九年，上海，公共租界，夜。
百乐门舞厅的霓虹像被泼翻的颜料盘，红的、绿的、金的光带缠在黑夜里，活像无数条扭动的彩色蜈蚣，爬过穹顶，爬过窗棂，爬进舞池里人的眼睛。屋顶天台，风从黄浦江面上刮来，裹着远洋货轮的汽笛声、马路上汽油的刺鼻味、舞厅里金粉的甜香，还有洋酒的醇烈，一股脑往人肺里灌。我蹲在锈迹斑斑的水箱后面，嘴里叼着根没点着的哈德门，烟纸被风吹得卷边，眼睛却死死盯着楼下——舞池中央，水晶吊灯的光像碎金一样洒下来，爵士乐像涨潮的海水，把攒动的人影卷成漩涡，而漩涡正中心，白俄伯爵臂弯里那只深棕色皮箱，就是我今晚的目标，也是“燕子”重出江湖的第一单。
三年了。从黄河岸边被人喊“燕子龙王”，到如今在上海滩做“屋顶教头”，我换了名字，换了住处，连说话的腔调都掺了几分上海话的软，但行当没变——仍是偷。只是现在偷的，不再是乔家的银票模板，而是能救人性命的硬通货；风险也更大，上海滩藏龙卧虎，巡捕房的探照灯、帮派的暗枪、洋人的保镖，哪一样都能让“燕子”折翼。云瑛当年说，上海是钱的海洋，我们是浪尖上的燕子，飞得高，才能看见整个海面。可我心里清楚，她没说出口的是：飞得高，才不至于被底下的暗流卷进黄浦江，连骨头都剩不下。
皮箱的主人是个叫伊万诺夫的白俄伯爵，据说带了一卷前清的军事密档，要卖给日本领事馆的人。但云瑛要的不是那堆泛黄的纸，是箱子底层那叠“联银本票”——五十万面值，比密档值钱十倍，也比密档更能救急。我的任务很简单：等伯爵踏上舞池最高点的水晶台，接受众人敬酒时，从天而降，用飞索勾住栏杆，连箱带票一起卷走。
我低头，指尖划过腰间的装备：黑色绸面紧身衣贴在身上，像第二层皮肤；燕子钩磨得发亮，钩尖能挑开三层锁；腕底的飞索卷得紧实，绳头裹着铜皮，不会打滑；还有右脚鞋跟里那枚微型烟幕弹——是云瑛三年前亲手塞给我的，说“危急时刻踩爆，三秒白雾，足够你飞十个屋顶”。我咧嘴笑了笑，把没点着的烟吐在天台上，从口袋里摸出猫脸面具戴上——上海滩的人都叫我“屋顶猫”，没人知道，这只“猫”，就是当年在黄河岸被人跪拜的“燕子龙王”。
舞厅里的音乐突然拔高，萨克斯的调子变得张扬。我抬眼，看见白俄伯爵搂着舞女，踏上了水晶台。水晶灯的光折射在他的貂皮大衣上，像镀了一层妖异的光，周围的人群立刻爆发出掌声，举杯向他致意。就是现在！
我手腕猛地一抖，飞嗦“嗖”地弹出，铜头精准勾住天台边缘的铁架，索链绷得笔直。我双脚蹬住水箱，身体像片黑影一样滑下去，掠过闪烁的霓虹，掠过尖叫的人群，眼看就要扑到水晶台——可就在这时，脚踝突然被一股冷风扫过，像被什么东西擦了一下。我猛地停住，索链“咯吱”作响，低头往下看——
人群外围，站着个穿旧式军靴的女人。深灰色呢子长裤裹着笔直的腿，外披一件黑色狐毛斗篷，帽檐压得很低，却挡不住那双亮得像刀的眼睛。她正抬头望着我，嘴唇轻轻开合，声音穿过嘈杂的音乐，像根针一样扎进我耳朵里：
“教头，山西的天，又闷了。”
那一声，像有人拿铁锤照着我脑门“咣”地砸了一下。我手指一松，差点让飞索从手里滑出去。女人慢慢摘下军帽，露出一头利落的短发，脸颊比三年前更瘦，轮廓也更锋利，可那双眼睛，还是当年在黄河岸举着火把的模样——是乔云瑛！
三年了。三年前她在天津码头跟我说“去苏联学炮，等我回来”，之后就像人间蒸发，电报不回，消息不通。我以为她早死在异国他乡，可现在，她竟突然出现在我任务现场，还喊我当年在山西的绰号“教头”！心脏瞬间被撕成八瓣：一半是久别重逢的惊喜，一半是被撞破身份的惊吓；一半想立刻荡下去抱住她，问她这三年去哪了，一半又想掉头就逃，怕她把我这三年好不容易攒下的“屋顶猫”身份彻底搅碎。
可水晶台上的伯爵已经反应过来，正伸手去护皮箱。任务当前，我咬牙，猛地荡动索链，先扑向目标——五十万本票，比儿女情长更要紧！
“嘶啦”一声，我落在水晶台上，燕子钩飞快挑开箱锁，指尖一夹，那叠带着油墨香的本票就揣进了怀里。与此同时，脚下轻轻一踩——鞋跟里的烟幕弹“咔”地裂开，白色烟雾“砰”地炸开，像给舞池罩上了一层厚厚的牛奶。人群的尖叫声、玻璃破碎声、音乐的走调音混在一起，我趁乱飞身跃上二楼栏杆，翻过天窗，几个起落就回到了天台。
风更猛了，霓虹的光在烟雾里变得扭曲。我靠在水箱上喘气，像台漏了风的风箱，却先摸了摸胸口——本票还在，边角被攥得发皱。这才回头往楼下看，雾海里，穿军靴的身影已经不见了，只剩那句“山西的天又闷了”在耳膜里回荡，像山谷里的回声，又像催我归队的号角。
我揣着本票，沿着屋顶一路飞檐走壁，避开巡捕房的探照灯，回到法租界的安全屋——一栋藏在梧桐巷里的三层法式公寓，顶层小阁楼是我的地盘。窗外的梧桐树叶子落得差不多了，光秃秃的枝桠指着夜空；屋里摆着旧沙发、新添的电台，还有一张钉在墙上的泛黄中国地图，地图上，山西的位置被红笔圈了三个圈，圈得油墨都渗进了纸里。
门一推开，一股烟味扑面而来。乔云瑛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军靴直接踩在茶几上，手里夹着根烟，活像回了自己家。她抬了抬下巴，语气漫不经心：“得手了？”我把本票扔过去，她伸手接住，随手打开旁边的空皮箱，“嚓”地抽出一张数了数，嘴角勾起笑：“五十万，一分不少，‘屋顶猫’的手艺没退步。”
我没笑，摘
她吐了口烟圈，烟雾缭绕里，眸子亮得逼人：“山西的天闷了，要下雨，我回来收衣服。”
“别跟我打哑谜！”我忍不住吼出声，三年的担心、委屈全涌了上来，“三年前你说去苏联学炮，一走就没了音讯！现在突然冒出来，还挑在我任务现场喊我旧绰号，你想让我暴露？想让巡捕房的人把‘屋顶猫’和‘燕子龙王’画上等号？”
她却不恼，把烟按在烟灰缸里，起身走到地图前，手指重重点在山西：“三年前，黄河渡口放粮，你成了‘燕子龙王’；三年后，山西大旱，蝗虫遮天蔽日，草根被掘得三尺深，灾民们卖儿卖女，可官府呢？囤粮、囤枪，连一粒米都舍不得放。‘燕子龙王’既然能救河南，就能救山西。我来，是请你回巢。”
怒火像被冰水浇灭，只剩一堆冷灰。我走到窗边，看梧桐叶在风里翻卷，叶子的背面是灰白色，像无数只小翅膀，在夜里扇动。我低声道：“山西……我当然要回。可你现身上海，就为了喊我一句？”
她笑了，从怀里摸出一张泛黄的电报纸，递到我手里。字迹已经有些模糊，却字字扎眼：
“晋省缺粮三十万石，官商囤奇，灾民易子而食。速寻‘燕子’，劫粮救民。——玫瑰”
玫瑰，是天津咖啡厅的老板娘，也是我们当年的旧线人。我手指一紧，电报纸被攥得“沙沙”响，指节泛白。云瑛又道：“玫瑰找了你半年，上海的屋顶都翻遍了，最后才把线甩到我这里。她知道你倔，旁人请不动，得我来。”
我苦笑：“这叫请？你那是吓我！要不是我手快，今晚就得栽在百乐门，被巡捕房的人当成飞贼毙了。”
她耸肩，满不在乎：“不吓你，你能记得自己是谁？”说着，她抬手指向我胸口，“你这里，还装着山西的风吗？”
我低头看自己的手——三年没磨过铁链了，可掌心的茧还在；三年没踩过高墙了，可骨头缝里还记着风的味道。我抬头，冲她咧嘴一笑：“装是装着，就是贵了点——五十万本票刚到手，得先给买家交货。”
“货，我已经替你还了。”她抬脚踢了踢茶几底下，那里躺着一只一模一样的牛皮箱，“里头塞的旧报纸，够那白俄伯爵跟日本人交差。真正的本票，你留着——山西买粮，正缺启动资金。”她眨了眨眼，眼里的狡黠还是老样子。
我又一次愣住，随即大笑起来，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乔云瑛，还是你贼！”我伸拳捶她的肩膀，她却顺势抓住我的手，把我拉到地图前，手指沿着黄河画了一条弧线：“路线我已经想好了——”
“等等，”我打断她，心脏跳得有些快，“这次，你亲自出马？”
她抬眼，眸子里的光亮得能烧死人：“我哪次缺席过？”
路线确实想得周全：第一步，去上海汇丰银行，把五十万本票兑成三十万现洋、十万金条，方便携带；第二步，走海路到天津，再换火车进山西，避开沿途的关卡；第三步——也是最难的一步，将阎锡山设在太原的“兵粮库”，那库里囤着十五万石军粮，足够山西的灾民撑到明年麦收。
我听完，头皮发麻：“抢军粮？那是造反！阎锡山的兵可不是乔家的护院，他们有枪有炮，咱们这点人，不够塞牙缝的。”
她笑了，露出两颗小虎牙，还是当年那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三年前，你抢乔家的银票模板，也算造他乔家的反；再往前，你夜盗督军府，更是造官府的反。燕子李三，天生就是反骨，怕什么？”
我哑口无言，只能认了。当晚，我们分头行动：她去银行兑钱，我去码头订船期。夜色再次降临，我独自走在黄浦江边，看江水拍打着堤岸，岸上的灯火倒映在水里，像撒了一地碎金。摸出烟，还是没点，只在嘴里叼着——三年前戒烟，是怕烟味暴露行踪；如今烟又叼上了，却仍是摆设。我苦笑：原来燕子回巢，先学的不是怎么飞，是怎么忍。
三日后的黄昏，“盛京”号货轮拉响汽笛，缓缓离开十六铺码头。船舱底层的第三货仓，被我们包下了一半，堆满了贴着“五金机械”标前的木箱——箱子里，是码得整整齐齐的银元与金条，沉甸甸的，压得船板微微发颤。我蹲在箱与箱的缝隙里，看云瑛用粉笔在箱壁上画符号：一个圆圈，圈里一点，像极了燕子的眼睛。
“到了天津，把箱子搬上马车，走津浦铁路到德州，再换汽车进山西。”她边画边说，手里的粉笔头在箱壁上“沙沙”响，“沿途的关卡，用当年‘晋丰银号’的旧令牌，再加上银元开路，保准畅通无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