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脉（二）
开春后，李家庄仿佛被三伯父李根生这股“回流”的活水给激活了。原先只是老哥们儿几个凑在一起喝茶晒太阳，如今规模壮大了，成了村里默认的“老年活动中心”——地点就设在三伯父那十亩果园的窝棚前。
大伯他们兄弟几个凑的钱到了账，数目比三伯父预想的还多些。他捏着那张银行卡，在田埂上蹲了半晌，然后站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土，找来了村里搞建筑的王老拐的儿子王小柱。
“小柱，这工程你来做。料要扎实，工钱该多少是多少，但有一点，”三伯父指着老宅后面一片空地，“得给村里老家伙们弄个能遮风挡雨，能动弹筋骨的地方。”
活动中心动工那天，村里能走动的老人都来了。他们看着挖掘机轰隆隆地平整土地，浑浊的眼睛里有了光。三伯父也没闲着，他既是监工，又是小工，搬砖递瓦，忙得脚不沾地。我周末回村，看到他晒得更黑了，背也更驼了些，但精神头十足，眼睛里那簇火苗烧得正旺。
“三伯，您慢点儿，别累着。”我劝他。
“累？心里痛快着呢！”他抹了把汗，指着初具雏形的砖房，“你看，等弄好了，这边摆几张桌子，能下棋打牌；那边空出来，早上打打太极，晚上还能跳跳广场舞。后头再弄个小厨房，烧点热水，熬点粥都方便。”
他规划得头头是道，那劲头，像个正在开拓疆土的将军。
然而，现实的难题很快就像早春的寒霜一样悄然而至。最大的问题，是病。
一天深夜，我的手机急促地响起，是三伯父。他的声音带着罕见的慌张：“小斌，你快来！你五保户陈大爷不太好，浑身滚烫，说明话！”
我心头一紧，立刻开车从镇上赶回村。只见陈大爷躺在冰冷的土炕上，脸色通红，呼吸急促。三伯父和另外两个老人守在旁边，束手无策，脸上写满了无助。
“得送医院！”我当机立断。
我们几个手忙脚乱地把陈大爷抬上车，送到镇卫生院。医生诊断是急性肺炎，责怪道：“怎么才送来？老人这身体，再晚点就危险了！”
三伯父站在走廊里，佝偻着背，一言不发，只是死死盯着病房门。那一刻，他坚守乡村的信念，仿佛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陈大爷出院后，三伯父沉默了几天。他不再热火朝天地往工地上跑，而是常常一个人坐在果园边，望着远处起伏的山峦发呆。
我知道，他在后怕。村里没有诊所，最近的卫生站在镇上，开车要二十多分钟。年轻人不在身边，对于这些留守老人而言，一场急病可能就是一道鬼门关。
但三伯父毕竟是三伯父，他那股倔劲儿，不会轻易被困难压垮。
几天后，他把我叫到跟前，手里拿着一个旧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