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公的退休金（四）
公公的房门，在那通电话之后，彻底关上了。不是物理意义上的紧闭，而是一种无形的、沉甸甸的隔绝。他依旧按时出来吃饭，脚步却比以往更加滞重，仿佛每一步都踩在无形的泥沼里。饭桌上，他几乎不再开口，眼窝深陷，浑浊的目光总是失焦地盯着碗里的米饭，或者墙壁上某处不存在的斑点。夹菜的动作也变得迟缓，筷子尖在盘子上方犹豫地徘徊，最终只夹起一点，送入口中，机械地咀嚼，食不知味。偶尔壮壮因为石膏腿不舒服而哼唧两声，公公握着筷子的手会猛地一抖，目光仓皇地扫过去，又触电般缩回，那份深重的愧疚和无措，沉甸甸地压弯了他本就佝偻的脊背。家里的空气，被这巨大的、无声的压力压缩着，每一次呼吸都带着滞涩的沉重感，连壮壮似乎都变得比平时安静。
张海也陷入一种焦躁的沉默。他下班回来，常常坐在沙发上，电视开着，播着热闹的节目，他的目光却空茫地穿透屏幕，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膝盖。眉头锁着，形成一个深刻的“川”字。好几次，我夜里醒来，身边的位置是空的。客厅里弥漫着呛人的烟味，黑暗中，一点猩红的火光在阳台的位置明明灭灭。他站在冰冷的夜色里，望着楼下零星的路灯，背影被黑暗勾勒得格外单薄和疲惫。那三十万，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在我们每个人心上，无人能眠。
我的生活则被分割成了截然不同的两半。白天，我像上了发条的陀螺，穿梭在不同的小区、不同的楼层之间。手中的抹布和拖把，是唯一能抓住的、实实在在的东西。汗水和腰背的酸痛是真实的，指尖被洗涤剂泡得发白发皱、又被粗糙表面磨出薄茧的触感是真实的，雇主挑剔的目光和偶尔一声“这里没擦干净”的冷硬话语也是真实的。在充斥着消毒水和灰尘的空气里，我埋头擦拭着别人家的窗明几净，心里却一遍遍翻腾着自己家那本算不清的账。一百五，两百，有时运气好点能接个三小时的活，两百五。这些皱巴巴、带着汗味和清洁剂气息的纸币，被我仔细地收在一个旧饼干盒里。每一次往里面添一张，指尖触碰到那微凉的、属于我自己的“重量”时，心底那因羞耻和无力而塌陷的角落，似乎就被填实了一点点。这钱微薄得可笑，在三十万的巨壑面前，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但它是我挺直脊梁的底气，是风暴中抓住的一根稻草。
这天下午，我结束了一个三小时的保洁，雇主是个挑剔的中年女人，离开时还抱怨玻璃上有水痕。我拖着沉重的双腿和工具包走出电梯，冬日的冷风像刀子一样刮在汗湿的额头上，冻得人一个激灵。刚走到小区门口，手机在口袋里震动起来。掏出来一看，屏幕上跳动的名字让我的心猛地一沉——是张海。
“喂？”我接通，声音带着掩饰不住的疲惫。
电话那头，张海的声音异常低沉，像是被什么东西紧紧扼住了喉咙，每一个字都吐得艰难：“……爸……爸刚刚……找我……谈了。”
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握着手机的手指不自觉地收紧，冰冷的金属硌得掌心生疼。一种不祥的预感，如同冰冷的藤蔓，瞬间缠绕上来。
“他……”张海停顿了很久，久到我几乎以为信号断了，才听到他嘶哑地继续说下去，“他说……他决定了。那三十万……他给老二。”
虽然早有预感，但当这句话真真切切从张海嘴里说出来时，我的大脑还是“嗡”的一声，一片空白。耳边呼啸的寒风声、马路上嘈杂的车流声，瞬间都消失了，只剩下电话里张海沉重而压抑的呼吸声，还有我自己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擂鼓的巨响。眼前仿佛又闪过那张深红色的存折，闪过公公递钱时枯瘦颤抖的手，闪过他此刻在房间里沉默煎熬的背影……那三十万，是他几十年省吃俭用攒下的棺材本，是他维持晚年最后一点尊严的倚仗，更是他“一碗水端平”信念下，压得他喘不过气的巨石！他就这样……决定搬开了？砸碎自己，去填另一个儿子脚下的坑？
“他……他怎么说？”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抖，干涩得厉害。
“他说……”张海的声音里充满了浓得化不开的疲惫和一种近乎麻木的无奈，“他说他老了，用不了那么多钱。老二那边……亲家逼得紧，没这钱，婚事就黄了。老二在电话里哭……他听着难受。”张海顿了顿，深吸了一口气，那吸气的声音沉重得像拉动破风箱，“爸说……他留了点……留了点应急的钱。剩下的……都给老二。他说……对不住我们。说壮壮的腿……还有以后……”
后面的话，张海没说下去，但我们都明白。那本存折里剩下的，或许只够覆盖壮壮这次意外后续复查的费用，或许连这都不够。公公的“应急钱”，在他这把年纪，又能应对什么？一场大病？一次意外？那点钱，在现实的重锤下，脆弱得像一张薄纸。
一股巨大的凉意，从脚底瞬间窜遍全身，在冬日的寒风里，冻得我牙齿都在打颤。不是为了那笔注定不属于我们的钱，而是为了那个做出如此决绝决定的老人。我能想象他此刻在房间里，面对着那本即将被抽空的存折，是怎样的心如刀绞，又是怎样被那份沉重的父爱和责任压得透不过气。他亲手把自己推向了悬崖边，只为了把另一个儿子拉上岸。
“他……什么时候去办？”我听到自己异常平静地问，平静得连自己都感到陌生。那是一种被巨大的、冰冷的现实彻底淹没后的麻木。
“明天……明天一早，他就去银行转账。”张海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知道了。”我挂断了电话。冰冷的手机贴着同样冰冷的脸颊。寒风依旧在刮，吹乱了额前汗湿的碎发。我站在车水马龙的路边，看着行色匆匆的路人，看着远处高楼玻璃幕墙上反射的冰冷天光，忽然觉得无比荒谬。我像个傻子一样，在灰扑扑的陌生房间里，用尽力气去擦拭那些与我无关的窗台和地板，为了几张沾满污迹的纸币，以为这样就能抓住一点什么。而在那个我称之为“家”的地方，一个决定，就轻易地搬走了几十万的重量，也搬走了某种我以为坚固的基石。
我慢慢蹲下身，把脸深深埋进膝盖。保洁工具包粗糙的帆布蹭着脸颊，带来一丝粗粝的刺痛感。周围的世界依旧喧嚣，但我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无声的真空里。没有愤怒，没有委屈，只有一种深不见底的疲惫和冰凉，像潮水一样漫上来，淹没头顶。那个旧饼干盒里积攒的几张薄薄的纸币，此刻在心底，轻得像一片羽毛。
第二天清晨，家里的气氛凝重得如同铅块。公公起得很早，换上了他那件平时只有出门办事才会穿的、洗得有些发白的藏蓝色外套。他坐在客厅的旧沙发上，手里紧紧攥着一个深蓝色的旧布袋——那是他平时放存折和身份证的地方。他低着头，目光死死盯着布袋粗糙的表面，手指无意识地反复摩挲着，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整个人像一张绷紧到极限的弓，沉默中酝酿着无声的惊雷。每一次细微的布料摩擦声，都像重锤敲在凝滞的空气里。
张海坐在他对面，低着头，双手交握放在膝盖上，指节同样捏得发白。他没看父亲，也没看我，目光空洞地盯着地面，仿佛那里有什么东西吸走了他全部的魂魄。壮壮还在睡，儿童房门紧闭着，隔绝了孩子无忧无虑的梦乡。
我系着围裙在厨房里准备早餐，锅里的粥翻滚着，发出单调的“咕嘟”声。空气里弥漫着米粥的温吞香气，却丝毫驱散不了心头的寒意。我的动作有些机械，耳朵却像最精密的雷达，捕捉着客厅里每一个细微的声响——公公沉重的呼吸声，布料被反复揉捏的窸窣声，张海压抑的、几不可闻的叹息声。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每一秒都像被拉得无限漫长。
终于，墙上的挂钟指向了银行通常开门的时间点。
公公猛地抬起头，像是下定了某种赴死般的决心。他攥紧了手中的布袋，那动作带着一种孤注一掷的决绝。他撑着沙发扶手，有些费力地站起身。动作不再像往常那样带着老年人特有的迟缓，反而透着一股被逼出来的、近乎悲壮的干脆利落。他没有看我们任何人，仿佛多看一眼都会动摇他用全部意志筑起的堤坝。他径直走向门口，弯腰换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