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钱宽心里自有一杆秤，清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时常有些乡亲或沾亲带故的人，提着礼物上门，想走走“钱太公”的门路，求个一官半职，或者想让自家孩子进军中谋个差事。
每逢此时，钱宽总是把脸一板，拍桌子拍得邦邦响：“胡闹！官是那么好当的？那是要为民做主的！差事是那么好干的？那是要为国家出力的！你们有几斤几两，识得几个字？懂得几分道理？就想当官？镠儿在任上，一碗水得端平！我要是给他开这个口子，往后还怎么管别人？这东西拿走，事儿办不了！”
他态度坚决，丝毫不讲情面。水丘氏则永远扮演着“应声虫”和“挡箭牌”的角色，有人求到她那里，她总是搓着手，一脸为难地笑：“哎呦，这事儿……俺一个妇道人家哪懂啊？得问俺们当家的……当家的说了，公家的事，可不能乱插手，对镠儿不好……”久而久之，大家都知道钱太公这儿“后门”焊得死死的，也就绝了这份心思。钱镠得知后，对父亲的深明大义更是敬佩不已。
闲不住的钱宽，甚至在自己庄园里也划出了二十亩上好水田，坚持要自己耕种。水丘氏也嚷嚷着要养蚕织布。老两口仿佛要找回当年白手起家的感觉。
然而，岁月不饶人。钱宽和水丘氏都已是年过五旬的人，体力早已无法与壮年时相比。春耕时节，老两口咬牙下地，犁了不到两亩田，就累得腰酸背痛，气喘吁吁，效率还远不如钱镠派来专门伺候他们的仆役。
看着那些年轻力壮的仆人轻松地驾驭着耕牛，一天就能干完他们几天的活，钱宽坐在田埂上，喘着粗气，望着自己磨出水泡的手掌，第一次清晰地感受到——自己老了。
水丘氏也捶着腰叹气：“他爹，咱……咱真是不比当年喽。”
一阵短暂的失落后，钱宽的性格中那股不服输又务实的劲头上来了。他猛地站起来：“哼！力气活干不过年轻人，咱就干点技术活！种地，光有力气不行，还得靠脑子！”
从此，钱宽的人生目标发生了奇妙的转变。他不再执着于亲力亲耕地去完成大面积的劳作，而是将那二十亩地当成了他的“试验田”。他把钱镠派来伺候他的上百号人（包括有经验的老农、壮劳力、仆役）组织起来，成立了个“别府农事队”，自己自封“总管”。
他开始疯狂地钻研起如何提高亩产，如何改良农具，如何培育良种。他让人在苏州、湖州甚至润州到处打听、引进各种各样的新奇作物和果树苗。
“这块地，深耕细作，用咱临安的老法子施肥。”
“那块地，试试从润州学来的垄作法，看看哪个产量高！”
“这种从福建弄来的占城稻，听说耐旱熟得快，赶紧找块好水田试种！”
“还有这些，柑橘、杨梅、枇杷树苗，都给我精心种上，好好伺候！将来结了果子，给我儿……给全庄子的人都尝尝！”
老爷子精神头十足，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背着手在他的“领地”里巡视，指手画脚，发号施令。一会儿督促深耕，一会儿检查沤肥，一会儿又去观察新引进的果树长势。仆役和农夫们被他指挥得团团转，却也乐意跟着这位较真又慷慨的老太公干活——因为钱宽从不吝啬，试验成功的好种子、好技术，他都会无偿推广给“临安里”的乡亲们。
水丘氏则忙着她的桑园和鸡鸭鹅群，还弄了好几个大蜂箱，琢磨着怎么产出更多的丝、蛋和蜂蜜，给儿子孙儿们补身体。
庄园里终日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忙碌景象。钱宽仿佛找到了新的人生战场，虽然汗水依旧，却不再是勉强的劳累，而是充满了探索和创造的乐趣。他时常写信（当然是口述啦）给钱镠，不是索要什么，而是兴高采烈地讲述他的“农业科研成果”：哪种稻子增产了，哪种果树开花了，仿佛一个向老师汇报成绩的孩子。钱镠每次收到这样的家书，都会看得哈哈大笑，心中既欣慰又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