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春天，钱镠将全家从翁山搬迁回苏州以来，已过去了五个春秋。对于钱镠而言，这五年是波澜壮阔、势力极速膨胀的五年；但对于他的父母，钱宽和水丘氏而言，这五年却是在新奇、不适、思念与逐渐适应中慢慢度过的。
初到苏州时，钱宽夫妇被安置在吴县城内一座宽敞舒适的宅院里。仆役成群，衣食无忧，儿子贵为一方大将（当时钱镠已是苏州刺史、并且进占湖州），可谓享尽了富贵。然而，老两口却总觉得浑身不得劲儿。
苏州城繁华远胜临安乡下，但高墙深院隔绝了市井烟火，周围的邻居非富即贵，见面客气周到，却总隔着一层，聊不到一块去。水丘氏操着一口浓重的临安土话，与人交流时常鸡同鸭讲。钱宽则怀念扛着锄头下地，累了就在田埂上跟老伙计们唠唠收成、天气的时光。如今虽然清闲，却像离了水的鱼，失了土的苗，心里空落落的。
“他爹，这城里好是好，就是……忒憋闷。”水丘氏常常对着窗外发呆，小声嘀咕。
钱宽拎着个酒葫芦，时不时喝两口自酿的水酒，眉头拧着：“嗯，连个能说句痛快话的人都没有。吃的米都没咱自家种出来的香。”
钱镠军务政务繁忙，但心细如发，很快察觉到了父母的精神不振。他深知父母是劳碌命，过不惯纯粹享清福的日子，更明白让他们融入熟悉的环境的重要性。
于是，一个大胆的决定在他心中成形。
中和元年（881年）初，钱镠经过与董昌协商，得其应允，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颇有些“兴师动众”的事情——他将杭州临安县钱坞垅老家邻里，大小共计上千口人，整体搬迁到了苏州！
他在吴县城外，太湖之滨，划出了整整五十顷上好的水田熟地，作为这些移民的新家园。这片土地被亲切地称为“临安里”，依旧保持着临安老家的村落格局和乡俗民情。
同时，钱镠在“临安里”旁边，为父母建造了一座庄园别府。这府邸虽不及城内宅院雕梁画栋，却更合钱宽心意：白墙黛瓦，前后几进，有宽敞的院落，有储存粮秣的仓房，有饲养鸡鸭的圈舍，最重要的是，府邸后面连着大片属于他们的田地、果园和鱼塘。
搬进新家的那天，钱宽看着眼前熟悉的乡音面孔，望着无垠的田野，深吸一口带着泥土和湖腥味的空气，脸上的皱纹都笑开了花：“对喽！这才是过日子的地方！”
水丘也也欢喜得不得了，忙着和那些一起从临安过来的老姐妹打招呼，叽叽喳喳，全是听得懂的乡音。
自此，钱宽夫妇如鱼得水。钱宽彻底扔掉了城里那身绫罗绸缎，换上了粗布短打，天天扛着锄头就往田埂上、村里转悠。哪里修渠，哪里打井，哪家佃户遇到了难处，他都爱去瞅瞅，搭把手，给出出主意。村民们知道他是钱公的父亲，起初敬畏，但见他毫无架子，说话实在，还常带着好农具好种子分给大家，便也渐渐亲热起来，一口一个“钱太公”地叫着。
“钱太公，您老给瞧瞧，这稻叶子咋有点发黄？”
“钱太公，今年这天气，种晚稻还来得及不？”
“多亏了钱太公帮咱们从润州弄来的新水车，今年浇地可省力多了！”
听着乡亲们真心实意的夸赞和感谢，钱宽心里比喝了蜜还甜，这比在城里听那些官老爷们文绉绉的奉承话受用多了。他知道，大家夸他，归根结底是夸他有个好儿子。他嘴上谦逊“都是镠儿该做的”，心里却充满了为人父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