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皇城的奉天殿里，一幅巨大的《大明舆图》正缓缓展开。蚕丝织就的画布上，明黄的线条勾勒出空前辽阔的疆域，从东海之滨的日本列岛到南海深处的吕宋群岛，从西域的葱岭到北疆的北海，密密麻麻的朱红印记标注着卫所、都司与巡检司，像一串闪耀的星辰，将这片广袤的土地连缀成一个整体。
朱元璋坐在御座上，手指轻轻敲击着扶手。他已年过花甲，鬓角的白发在烛火下泛着银光，但眼神依旧锐利如鹰，扫过舆图时，仿佛能穿透纸面，看见那些正在这片土地上生长的炊烟与商队。
“陛下，这是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奏报。”内侍捧着鎏金托盘上前，托盘里的奏章用南海进贡的象牙纸书写，字里行间透着远洋的湿润气息。
朱元璋接过奏章，指尖划过“西洋三十余国皆遣使朝贡”的字句，忽然笑了。他想起二十年前，自己在应天称帝时，疆域不过江南半壁，如今却能看着船队带着大明的丝绸与瓷器，抵达红海之滨的默伽（麦加），甚至传闻有船员见过非洲的长颈鹿——那被钦天监称为“麒麟”的祥瑞，此刻正养在南京的御苑里。
清晨的宁波港，第一缕阳光刺破海面时，码头上早已人声鼎沸。郑和船队的“宝船”正停泊在港湾，十二丈高的桅杆如巨人的手臂，直插云霄，船身两侧的铜炮在晨光里闪着冷光。水手们正将最后一批景德镇瓷器搬上船，碗碟碰撞的清脆声响，与波斯商人的吆喝、日本武士的甲胄摩擦声混在一起，像一曲喧闹的国际贸易交响乐。
“王通事，这批‘青花缠枝莲’务必送到忽鲁谟斯（霍尔木兹），那边的苏丹说，愿意用三倍的胡椒来换。”市舶司提举张谦正跟船队的通事（翻译）交代，他手里的账册记着密密麻麻的交易清单：“还有日本的德川氏，这次要的‘永乐通宝’得带足五千贯，他们用硫磺和铜来换，纯度必须按咱们定的规矩——低于九成五的，一概不收。”
王通事穿着一身海青（蓝色官服），腰间挂着双语腰牌，一面是汉字“大明通事”，一面是阿拉伯文。他刚从宝船上下来，靴底还沾着甲板的桐油：“张提举放心，上次在日本平户港，德川家的世子亲自来迎，还说要派三十个武士跟船来学习水师操演呢。”他忽然压低声音，“听说他们把咱们的佛郎机炮图纸当宝贝，偷偷仿造，结果炸了三个铁匠铺。”
张谦哈哈大笑，指着港湾里的日本“安宅船”：“他们那船，在咱们的宝船面前就是个小舢板。上个月有艘倭寇船想劫咱们的商船，被水师的‘福船’撞成了碎片，连人带船沉到海里喂鱼了。”
码头上，几个穿着和服的日本商人正围着绸缎铺的伙计讨价还价。为首的武士腰间佩着“肋差”（短刀），却小心翼翼地捧着一匹“云锦”，眼里满是敬畏——这匹绣着“龙凤呈祥”的锦缎，在京都能换一座庄园。而他们带来的硫磺，正被明军的火器营士兵仔细称重，这些硫磺将被运往南京的火药局，炼成轰开边疆堡垒的炮弹。
远处的海面上，一队水师的“哨船”正列着“人”字形编队巡逻，船帆上的“明”字旗在风中猎猎作响。指挥佥事周兴站在船头，用望远镜（郑和船队带回的西洋物件）观察着远处的渔船，镜片里的景象清晰得能看见渔民晾晒的渔网：“告诉弟兄们，仔细盘查每艘可疑船只，上个月在舟山群岛抓了三个假扮渔民的倭寇，搜出了他们藏在鱼肚里的兵器。”
从宁波到长崎，从吕宋到苏门答腊，大明的水师如同移动的长城，守护着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宝船带回的不仅是胡椒、象牙与宝石，还有各地的风土人情——画师们将这些景象绘成《职贡图》，挂在奉天殿的墙壁上，让朱元璋能直观地看见，那些金发碧眼的“佛郎机人”（欧洲人）、缠着头巾的“回回”（阿拉伯人），是如何对着大明的龙旗跪拜。
交趾都护府（今越南北部）的红河平原上，春耕的号角刚过，田埂上便挤满了劳作的身影。来自广西的移民李老汉正教当地的安南人使用“曲辕犁”，这犁比他们原来的“直辕犁”省力一半，他用生硬的安南话喊：“犁沟要深五寸，这样稻根才能扎牢，雨季才不会倒！”
旁边的明军屯田士兵正帮着搭建水车，千户赵勇踩着木架，指挥士兵将榫卯结构的水车固定在河边：“这‘龙骨水车’是工部新改良的，比去年的快三成，一人摇车，能浇二十亩地。”他指着远处的“屯垦册”木牌，上面用汉、安南两文写着“每户授田百亩，三年免税”——这是朱元璋定下的规矩，吸引中原百姓来南疆开垦。
安南少女阿莲背着竹篓，给劳作的人们送水。她的筒裙上绣着中原的“牡丹”纹样，这是去年跟明军绣娘学的新花样。她递给李老汉一个竹筒，里面装着加了蜂蜜的凉茶：“李伯，您说的‘双季稻’，真的能一年收两次吗？”
李老汉接过水一饮而尽，抹了把汗笑道：“去年在广州试种过，七月收早稻，十一月收晚稻，比你们种的‘占城稻’多收三成。等秋收了，我教你做咱们汉人的‘米酒’，用新米酿的，甜着呢。”
不远处的交趾布政司衙署里，布政使解缙正翻阅“贡赋册”。册子上记着，今年安南的稻米、胡椒、象牙等贡品，比去年增加了四成，而送往中原的丝绸、瓷器，在安南的售价也比市价低两成——这是“怀柔远人”的政策，用贸易的甜头，让当地人渐渐认同大明的统治。
“大人，暹罗（泰国）的使者求见，说想引进咱们的‘水车’和‘织布机’。”属官进来禀报，手里捧着暹罗使者带来的“国书”，上面用汉字写着“暹罗国王叩请大明恩准”。
解缙放下册子，嘴角露出笑意：“准了。让工部派十个工匠过去，不仅要教他们造车、织布，还要教他们识字、算数——文字通了，道理才能通；道理通了，边疆才能稳。”
从红河平原到湄公河畔，从吕宋岛到苏门答腊，大明的屯垦与贸易像两条藤蔓，将南疆的土地紧紧缠绕。曾经的部落纷争、族群隔阂，在共同的劳作与交易中渐渐消融，就像阿莲筒裙上的“牡丹”与“占城稻”，在一针一线的刺绣里，变成了新的纹样。
哈密卫的驿站外，夕阳将沙漠染成金红色。一队波斯商队正围着篝火休息，骆驼卧在沙地上，嚼着带盐的草料，商队首领阿罗憾正用粟特语给儿子讲“中原的故事”：“那里的城市比撒马尔罕还大，街道铺着石板，晚上有‘路灯’（油灯），连乞丐都能吃饱饭……”
他的儿子阿拉丁，正捧着一本汉文《论语》，用炭笔在沙地上临摹“仁”字。这是去年从明军驿丞那里借来的书，驿丞还给他配了波斯文注释：“父亲，书上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不是说，咱们不能像帖木儿的军队那样，抢别人的东西？”
阿罗憾摸了摸儿子的头，眼里闪过一丝愧疚。他年轻时曾跟着帖木儿的军队劫掠过西域城邦，直到十年前遇见大明的商队，才知道原来交易可以不用刀枪——用波斯的硫磺换中原的铁器，用阿拉伯的香料换江南的丝绸，双方笑着算账，比砍杀体面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