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春寒料峭的北京，金融工作会的暖气开得足。
沈逸风的钢笔尖却在《年度信贷投放方案》上戳出个深洞。
“同志们，”他抬起头，目光扫过台下各地银行行长，“中央说‘以农业为基础’，不是口号——”
“今年70%的信贷额度，必须砸进农业！修水库、买化肥、推广良种，钱要花在能让农民多打粮的地方！”
台下，农业银行行长陈默立刻接过话：“沈行长，我们已经在豫东、皖北搞试点——”
“搞‘农业信贷包’，农民凭生产队的春播计划、良种采购清单，就能申请低息贷款。利率比工业贷款低三个点，还不用抵押！”
沈逸风点头：“好！就是要让农民敢贷、会贷，不用再求爷爷告奶奶找关系！”
半个月后，豫东桃花村的麦田边，老周攥着刚领的贷款合同，手指抖得厉害。
他身后，穿粗布衫的农民们扛着化肥袋往地里走，化肥袋上的“联合银行农业贷”字样格外显眼。
老周是村支书，嗓门亮得像村头的广播：“沈行长给咱批了八十万！够买两千袋化肥，够给全村的麦田浇一遍返青水！”
“今年亩产准能超千斤！”
蹲在地里捏种子的老张抬起头，脸上的皱纹里全是笑：“我家五亩地，贷了两千块。”
“这化肥撒下去，麦苗能窜三寸高——年底能多卖三百块钱，给娃娶媳妇就有着落了！”
旁边的技术员小吴捧着《良种种植手册》凑过来：“叔，这‘豫麦一号’是你贷的款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