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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暗示可以提供用于“防范海盗”和“保护渔业资源”的“专业设备”。
包括大功率电台、快艇，甚至一些“防卫武器”。
巴德尔心动了。
渔场合作是眼前的实惠，而“更好的工具”则意味着更独立的力量。
他与苏丹的嫌隙，根源就在于利益分配的不公和自身的安全需仰人鼻息。
他并没有立即答应，但允许“渔业公司”在半岛指定区域开始前期勘察和建设小型码头。
这实际上为帝国提供了一个近距离观察霍尔木兹海峡航道、水文和防御情况的绝佳据点。
帝国的“工程师”和“技术员”开始进出半岛，与巴德尔部落的关系迅速升温。
作为回报，第一批“防卫性”武器（冲锋枪、迫击炮）通过渔船秘密运抵。
对年轻军官的渗透更为隐蔽。
帝国情报官伪装成对阿拉伯航海史感兴趣的“学者”。
在马斯喀特的港口和军官俱乐部出没。
凭借丰富的海军知识和对世界海军技术的如数家珍，很快与几名有抱负的年轻军官混熟。
在“无意间”的谈话中，他们会对比英国老师教授的战术与新兴的导弹、喷气机时代海战的差异。
会感慨小国海军在现代强权面前的艰难。
也会“偶然”提及南洋帝国海军如何从无到有，快速发展，如今已能在远洋与列强并肩巡航。
“听说帝国海军的‘星洲’级重巡洋舰，火力足以压制整个海湾地区任何一支分舰队！”
一次酒后的“闲聊”中，化名“约瑟夫”的特工看似随意地说。
“而且他们似乎很愿意与友好国家的海军交流经验，甚至提供一些…过时但仍有价值的装备！”
“毕竟，多一个海上的朋友，就少一分航线的风险！”
这些话在年轻军官心中激起了涟漪。
他们对现状的不满，对强大海军的向往，与帝国展示出的实力和“友好”姿态产生了共鸣。
虽然没有立即达成任何协议，但思想的种子已经播下。
约瑟夫与他们保持着“学术友谊”，偶尔会分享一些“公开渠道”获得的帝国海军演习照片或舰船性能数据（经过处理）。
不断强化着帝国海军强大、先进且“乐于交流”的印象。
“钥匙”行动的几条线在谨慎推进，但英国人并非毫无察觉。
阿曼是英国防御波斯湾乃至印度洋航线的重要一环，其情报网同样深入。
英国政治驻扎官加强了对苏丹宫廷的“忠告”，提醒苏丹警惕“某些东方势力以商业为名的渗透”。
并暗示“任何未经伦敦同意的重大经济或安全合作，都可能影响保护关系和阿曼的稳定”。
压力传导到苏丹赛义德·本·泰穆尔那里。
他召见了财政大臣苏莱曼，质询与“东方商人”的接触。
苏莱曼早有准备，他辩解那只是正常的商业理财咨询。
并委婉地提出，苏丹国财政日益困窘，或许可以“在不违背与英国友谊的前提下，谨慎探索其他可能的、补充性的收入来源，以备不时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