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老头的右耳背了整十年零三个月。
那是二零一三年深秋，纺织厂最后一台梳棉机报废的前一天，他蹲在机器底下紧螺栓，轰鸣声突然炸得耳膜生疼，像有无数根细针顺着耳道扎进脑子里。后来车间主任领着他去医院，穿白大褂的医生拿着亮闪闪的仪器照了半天，说听觉神经永久性损伤，右耳听力只剩三成，左耳倒是还算完好，能听清三米外蚊子振翅的频率。那时候他还没退休，每天戴着厂里发的旧耳塞上班，直到五年后老伴走了，他干脆搬回老城区的居民楼，一个人守着三楼那套六十平米的老房子，左耳便成了他夜里唯一的“伴儿”，能听见楼外老槐树叶落在水泥地上的“沙沙”声，能听见一楼王大爷的老式座钟敲到凌晨三点的“当当”声，还能听见自己心脏在胸腔里“咚咚”跳着的，越来越慢的节奏。
这栋楼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红砖房，一共五层，住的大多是和他一样的退休老人，白天楼道里飘着煤炉烧开水的糊味，夜里静得能听见墙皮脱落的声音。直到上个月十五号，楼下二楼搬来一对年轻夫妻。
搬来那天是个阴雨天，铅灰色的云压得很低，雨丝细得像牛毛，黏在玻璃上成了一片雾。张老头趴在阳台栏杆上往下看，左手攥着老伴留下的竹制痒痒挠，那是他这些年的习惯，只要站在阳台，总得攥点东西在手里，像是怕风把自己吹走。楼下单元门口停着辆破旧的三轮车，男人穿件洗得发白的牛仔外套，袖口磨出了毛边，弯腰搬一个缠满黄色胶带的大纸箱，箱子棱角处的胶带裂了缝，露出里面一点明黄色的纸角，像是祭祀用的黄纸。女人裹着件深灰色的围巾，围巾绕了三圈，把半张脸都埋在里面，只露出一双眼睛，睫毛湿哒哒地垂着，却直勾勾地盯着台阶上的青苔，一动不动，像是在数砖缝里长了多少根草。
两人没说话，连搬东西的动静都轻得诡异。男人搬纸箱时膝盖弯得很低，脚步放得极缓，纸箱蹭过三轮车边缘时没发出一点声响；女人手里拎着个黑色的布袋，袋子口扎得很紧，她走一步停一下，头埋得更低，像是怕袋子里的东西掉出来。张老头看得有些发愣，他在这楼里住了二十多年，见过无数次搬家的场景，年轻人搬新家，总会吵吵嚷嚷地叫外卖，孩子在楼道里跑着闹着，连笑声都能飘到三楼。可这对夫妻，倒像是在偷东西，每一个动作都透着“怕”，怕惊醒了楼里的什么。
风裹着雨丝吹过来，张老头打了个寒颤，刚想缩回脑袋，女人忽然抬起头，正好对上他的目光。那眼神冷得像冰，没有一点温度，瞳孔里映着铅灰色的天，像是两口深不见底的井。张老头心里“咯噔”一下，手不自觉地攥紧了痒痒挠，竹片硌得掌心生疼。女人没移开目光，就那么盯着他，直到男人搬完最后一个箱子，轻声喊了句“走了”，她才低下头，跟着男人走进单元门，围巾下摆扫过台阶，带起一点青苔的碎屑。
头半个月倒没什么异常。
张老头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先给老伴的遗像上柱香，再煮一碗面条，卧一个荷包蛋，老伴活着的时候总说，早上吃个蛋，日子才叫“圆满”。吃完早饭他就搬个小马扎坐在楼下花坛边，和一楼的王大爷、三楼的李老太一起晒太阳，听他们说些东家长西家短的事。偶尔能看见二楼的男人出门，还是穿那件牛仔外套，手里拎个黑色的袋子，袋子鼓囊囊的，不知道装的什么，七点整准时走出单元门，步子很快，从不和楼里的人打招呼。女人则很少出门，只有每天下午四点半会出来倒垃圾，还是裹着那条深灰色围巾，头低着，脚步轻得像猫，倒完垃圾转身就往楼上跑，像是身后有什么东西在追。
李老太跟张老头嘀咕过：“二楼那女的怪得很，上次我跟她打招呼，她吓得手里的垃圾袋都掉了，捡起来就跑，围巾滑下来一点，我瞅着她脖子上有道红痕，像是被绳子勒过。”
张老头没接话，只是想起那天女人的眼神，心里总觉得不对劲。
直到第十七天夜里，那阵歌声，像根细针，扎进了他的左耳。
那天张老头起夜，刚摸到卫生间的门把手，左耳突然捕捉到一阵细细的声音。不是楼下的风声，不是老槐树的树叶声，是人的声音，女人的声音，在哼一首摇篮曲。
调子很老，是张老头小时候听他娘唱过的：“月儿明，风儿静，树叶儿遮窗棂啊……”声音轻飘飘的，像是从门缝里钻进来的，又像是贴在耳边哼的，每个字都拖着长长的尾音，尾音里还带着点颤，像是冻得发抖，又像是在哭。
张老头愣了愣，抬手摸了摸左耳，这只耳朵太灵了，有时候夜里连自己的心跳声都觉得吵。他走到客厅，看了眼墙上的挂钟，秒针正好指向十二点整，“咔嗒”一声，和歌声的尾音叠在一起。
“谁家的收音机没关？”他嘀咕了一句，揉着眼睛回了屋。这栋楼的老人都爱听收音机，有时候忘了关，夜里会飘出点戏曲声。可这摇篮曲，太静了，静得让人心里发毛。
他倒头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那歌声还在飘，从楼下飘上来，透过地板的缝隙，钻进他的耳朵里。他数着调子，一遍，两遍，三遍，不多不少，唱完第三遍，突然没了声息，像是被掐断了脖子的猫。
直到天快亮时，张老头才迷迷糊糊睡过去，梦里全是那首摇篮曲，女人的声音在梦里绕着圈，像是要把他裹起来。
第二天夜里，十二点整，歌声准时响起。
这次更清楚些。张老头坐在床上，把左耳贴在冰冷的地板上，他家的卧室地板正对着楼下的客厅天花板，歌声就是从楼下二楼传上来的。女人的声音比昨天更软，却透着股说不出的别扭，像是捏着嗓子唱，又像是嘴里含着水，每个字都黏糊糊的，“风儿静”的“静”字拖了足足三秒，尾音突然转了个弯，像是有什么东西卡在喉咙里，咳不出来又咽不下去。
“楼下小夫妻有孩子了？”张老头皱起眉。这栋楼的隔音差得很，谁家孩子哭一声，整栋楼都能听见。可他从没听过楼下有婴儿的哭声，连奶瓶碰撞的声音都没有。
他披了件外套，走到阳台，掀开窗帘一角往下看。二楼的灯还亮着，窗户上拉着深灰色的窗帘，和女人的围巾一个颜色，窗帘缝隙里漏出一点昏黄的光，照在楼下的水泥地上，形成一道细细的光带。没有影子，什么影子都没有，像是屋里空无一人，可那歌声，明明就在耳边。
第三天夜里，歌声准时响起时，张老头敲了李老太的门。
李老太揉着眼睛开门，一脸不耐烦：“老张你疯了？大半夜不睡觉敲我门干啥？”
“你没听见？”张老头指着楼下，“摇篮曲，二楼传上来的。”
李老太侧着耳朵听了半天，摇摇头：“啥都没有啊，就听见风刮树叶的声。你是不是耳朵出问题了？右耳背，左耳别再出毛病。”
张老头心里犯了嘀咕。李老太的耳朵比他灵，年轻时是厂里的质检员，能听出机器零件的细微声响，要是真有歌声，她没理由听不见。难道真的是自己左耳出了问题？他回到家，对着镜子照了照左耳，耳道里干干净净的，没有一点异常。
可第四天夜里，十二点整，那歌声又飘来了。
这次张老头听得真切，女人唱到“蛐蛐儿叫铮铮”那句时，声音里突然掺了点别的动静，像是纸摩擦的“沙沙”声，和歌声叠在一起，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旁边跟着动。他再也忍不住了，披了件外套，趿拉着拖鞋，手里攥着那根竹制痒痒挠，一步步下了楼。
二楼的门虚掩着，留了道指宽的缝，歌声就是从那缝里钻出来的，比在楼上听更清楚，也更诡异，那声音不像从屋里的某个角落发出来的，倒像是贴在门缝上，他刚凑过去，歌声突然停了，静得连屋里的呼吸声都听不见。
张老头敲了敲门：“咚咚咚。”
门里没动静。
他又敲了敲，声音大了些：“家里有人吗？”
过了好一会儿，门才缓缓拉开一条缝，男人探出头来。他的眼睛红红的，像是熬了通宵，又像是哭过，眼白上布满了血丝，嘴唇干裂得起了皮。“大爷，有事？”他的声音沙哑得厉害，像是砂纸磨过木头。
“小伙子，”张老头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和些，手里的痒痒挠攥得更紧了，“你们家是不是有孩子？每天半夜十二点唱摇篮曲，能不能轻点？我年纪大了，觉浅，实在熬不住。”
男人愣了一下，眼神有些发直，像是没听懂他的话。过了几秒，他才缓缓眨了下眼睛，嘴角扯出一个僵硬的笑，那笑容像是用刀刻在脸上的，一点弧度都没有：“大爷，您弄错了吧？我们俩没孩子啊。”
“没孩子？”张老头皱起眉，往前凑了凑，想看清屋里的情况，“那我怎么天天半夜听见你们家唱摇篮曲？声音很清楚，就是从这屋里传出来的。”
男人往门后缩了缩，肩膀挡住了门缝，像是怕他看见屋里的东西。“可能是您听错了吧，”他的声音更低了，带着点颤，“这楼隔音差，说不定是别家的声音，或者……或者是楼道里的风声。”
正说着，门里传来女人的声音，轻飘飘的，和夜里唱摇篮曲的声音一模一样：“谁啊？”
男人回头应了一声，声音很轻：“楼下的大爷，说听见摇篮曲了。”再转过来时，他的脸色更白了，白得像纸，连嘴唇都没了血色：“大爷，真没有的事，您早点回去休息吧，可能是您老耳鸣。”说完，不等张老头再开口，“砰”地一声关上了门，那声音在寂静的楼道里炸开来，震得张老头的右耳嗡嗡作响。
张老头站在门外，手里的痒痒挠差点掉在地上。他明明听得清清楚楚，那歌声就是从这屋里传出来的，女人刚才在门里说话的声音，和夜里唱歌的声音一模一样，绝不会错。他又贴在门上听了听，屋里安安静静的，连一点脚步声都没有，像是刚才开门的男人和说话的女人，突然消失了。
回到家，张老头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坐在床上，盯着墙上的挂钟，钟摆“滴答滴答”地响，像是在倒计时。他想起男人刚才的眼神，那不是没睡醒的迷茫，是慌，是怕，像是被人戳穿了什么秘密。还有那扇虚掩的门，为什么偏偏在他敲门时才关上？为什么歌声会在他凑过去时突然停了？
太多的疑问堵在心里，像一团乱麻。
从那以后，张老头夜里更留意了。他把左耳贴在地板上，眼睛死死盯着挂钟，只要指针一指向十二点，那歌声准会响起，不多不少，还是三遍。他开始观察那对夫妻的行踪，每天早上七点，男人准时出门，手里的黑色袋子还是鼓囊囊的；每天下午四点半，女人准时倒垃圾，围巾裹得更紧了，连眼睛都快遮住了。
有一次，张老头故意在楼下花坛边浇水，等着女人出来。他拎着个铁皮水桶，水龙头开得很小，水“滴答滴答”地落在花坛里的月季花上。四点五十，女人终于出来了，手里拎着个黑色的垃圾袋，袋子很轻，她拎在手里像拎着片羽毛。
“姑娘，倒垃圾啊？”张老头假装随口问，眼睛盯着她的围巾。
女人的身子猛地僵了一下，像是被针扎了，手里的垃圾袋差点掉在地上。她没回头，声音闷闷的，像是从围巾里挤出来的：“嗯。”
“你们家搬来有些日子了，还没问过，你们是做什么的啊？”张老头又问，手指在水桶把手上摩挲着。
“没工作，在家待着。”女人的声音更低了，脚步往后退了退，像是想躲开他。
“那你先生呢？看着挺年轻的，在外面上班？”
“在外面打零工。”说完，她几乎是跑着上了楼，楼梯被她踩得“咚咚”响，围巾的下摆滑下来一点，张老头瞥见她的脖子上，那道红痕比李老太说的更明显了，像是刚被勒过，红得发紫，边缘还沾着点黄色的纸灰。
张老头的心沉了下去。纸灰？哪里来的纸灰？
更怪的是，那对夫妻从不去菜市场买菜，也从没见过他们取快递。张老头好几次在楼下的小卖部碰到男人买东西，每次都只买两包最便宜的挂面，几根火腿肠，还有一沓黄纸，一捆细麻绳。小卖部的王老板是个碎嘴子，跟张老头嘀咕：“这年轻人怪得很，每次来都买黄纸麻绳，问他买这个干啥，他就笑，笑得人心里发毛。上次我看见他袋子里还装着个纸糊的小玩意儿，像是个耳朵，巴掌大，黄纸做的。”
黄纸、麻绳、纸糊的耳朵——那是烧给死人的东西。
张老头想起老伴走的时候，他也买过这些，在坟前烧了满满一筐，纸灰飘得漫天都是，落在他的头发上，像是雪。
夜里的摇篮曲还在继续，只是调子慢慢变了。之前是软乎乎的，后来渐渐变得尖锐，像是指甲刮过玻璃，尤其是唱到“宝宝快睡”那句时，尾音拖得老长，像是在哭，又像是在尖叫。张老头听得浑身发毛，他开始不敢在夜里贴地板听，却又控制不住自己，总觉得那歌声里藏着什么东西，像一只无形的手，在一点点勾他的魂。
第八天夜里，歌声里的“沙沙”声更明显了，像是有人在屋里折纸，“哗啦哗啦”的，和女人的歌声缠在一起。张老头趴在地板上，左耳贴得更紧了，他甚至能听出，那折纸的声音很有规律，一下，两下，三下，正好跟着歌声的节奏。
第九天夜里，万籁俱寂，张老头躺在床上，正准备入睡，突然，一阵轻柔的歌声飘进了他的耳朵。
“宝宝快睡……”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轻柔而温暖，仿佛是母亲在哄孩子入睡。张老头听着这熟悉的歌声，心中渐渐平静下来，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
然而，就在他即将入睡的那一刻，歌声突然发生了变化。
“宝宝快长……”女人的声音变得有些异样，像是被水泡过一样，黏糊糊的，让人听了有些不舒服。尤其是那个“长”字，被拖得很长很长，足足有五秒钟，而且在尾音里，似乎还掺杂着一点血腥味。
张老头的心跳猛地加快，他的直觉告诉他，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这种感觉就像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压抑，让人喘不过气来。
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眠。那诡异的歌声一直在他耳边回荡，让他的神经越来越紧张。
第十天夜里，张老头早早地就爬上了床，他的身体因为恐惧而不停地颤抖着。就在他紧闭双眼，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的时候，那歌声，又一次响了起来。
“月儿明，风儿静……”一开始，歌声还是和往常一样，轻柔而温暖。但张老头的心里却充满了不安，他知道，这歌声一定会再次发生变化。
果然，当歌声唱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彻底变了调。
楼道里的声控灯早就坏了，黑漆漆的，只有安全出口的绿色指示灯亮着，微弱的光映在水泥地上，泛着冷幽幽的光。二楼的门虚掩着，和那天他敲门时一样，留着一道缝，歌声就是从那缝里传出来的，更清楚了：“宝宝快吃，吃了爷爷的耳朵就不聋啦……”
“爷爷”这两个字如同利箭一般，的针，直直地扎进了张老头的耳朵里。尽管他的右耳有些背，但这两个字却异常清晰，仿佛是专门说给他听的一样！
张老头的身体猛地一僵，他屏住呼吸，不敢发出一丝声响，眼睛像被磁石吸引一般，死死地盯着猫眼。他的手指紧紧攥着门把手，由于太过用力，指节都已经泛白了。
就在这时，二楼的门突然动了一下，门缝缓缓张开，露出了一丝缝隙。昏黄的灯光从屋内倾泻而出，照亮了楼道的水泥地，形成了一道长长的光带。光带中，飘着细细的黄纸灰，它们如同萤火虫一般，在空中缓缓飞舞着。
张老头的心跳愈发剧烈，他瞪大了眼睛，想要看清从门后走出来的人是谁。终于，他看到了那个男人和女人的身影。
男人走在前面，手里抱着个东西，用一块红色的布裹着，布角往下垂着，露出一点明黄色的纸边。他的脚步很轻，像是抱着什么易碎的珍宝，腰弯得很低，头埋着，看不清表情。女人跟在旁边，手里拿着个白色的小碗，碗沿沾着点红色的东西，像是血，她正一勺一勺地往男人怀里的东西上喂，动作很慢，每喂一勺，就轻轻说一句：“宝宝慢吃，别噎着。”
张老头只觉得自己的心脏像是要跳出嗓子眼儿一样，“砰砰”直跳，仿佛下一秒就要冲破胸腔蹦出来了。他紧紧地眯起眼睛，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然后借着那点昏黄的灯光，仔细地端详起男人怀里的“孩子”来。
不看不知道，这一看可把张老头吓得不轻！他惊讶地发现，男人怀里抱着的竟然不是一个真正的孩子，而是一个纸糊的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