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门的门轴生了锈，陈叔推开门时，尽量放轻动作，可还是发出了“吱呀”一声。他屏住呼吸，听着外面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才闪身出去，顺着后院的墙根，一路跑到围墙边。这次他爬得很快，膝盖上的伤口被砖缝蹭破，血渗出来，混着雨水，在围墙上留下一道暗红色的痕迹。他翻过围墙，落在外面的杂草丛里，顾不上拍掉身上的草屑，拔腿就往钟表铺的方向跑。
雨还在下，路上的积水更深了，陈叔的布鞋里灌满了水，每跑一步都“咕叽”响，可他不敢停。他知道，巡捕房的人随时可能发现仓库里的动静，他必须尽快回到铺子里，从怀表的齿轮里找出证据——那是阿明用命换来的东西，是无数个像阿明一样的学生，没能说出口的冤屈。
回到钟表铺时，天已经蒙蒙亮了。铺子里的钟表还停在三点十五分，煤油灯的火苗早就灭了，只剩下一点余温。陈叔冲进铺子，反手锁上门，把油纸伞扔在门口，快步走到柜台前，从怀里掏出怀表。怀表的表壳上沾了雨水和泥土，他用绒布小心翼翼地擦干净，然后拿出修表用的小镊子、放大镜，还有一盏新的煤油灯，点燃后，放在柜台的角落里，昏黄的灯光刚好照在怀表上。
他深吸一口气，用镊子轻轻撬开怀表的后盖。里面的齿轮和往常一样，排列得整整齐齐，只是在最里面的一个小齿轮缝隙里，似乎夹着什么东西——是几张卷得极细的纸，比头发丝粗不了多少，颜色是浅褐色的，像是用米浆粘在齿轮上的。陈叔的心脏“咚咚”跳着，他拿着放大镜，凑近怀表，用镊子的尖端，一点点把那些纸卷挑出来。
纸卷一共有三张，陈叔把它们放在桌面上，小心翼翼地展开。第一张是照片，照片很小，只有指甲盖那么大，边缘有些磨损，可还是能看清上面的内容：几个穿着黑色制服的巡捕，围着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手里拿着鞭子，年轻人跪在地上，身上的学生装已经被血染红了，背景是仓库里的铁笼——那正是陈叔在仓库里看到的铁笼。第二张是一张纸，上面用铅笔写着密密麻麻的字，字迹很潦草，像是在匆忙中写的，上面记着几个名字，还有日期，日期大多是民国十九年的秋天，正是阿明失踪的那段时间，每个名字后面，都画着一个叉，旁边写着“已处决”“关仓库”“未招供”——那是巡捕房的审讯记录，是他们杀害学生的证据。第三张纸上，写着一个地址，还有一个名字：“《申报》，李记者，霞飞路45号”——阿明早就想好了，要把证据交给谁。
陈叔看着这三张纸，手指不停地颤抖。他仿佛看到了阿明在仓库里，趁着巡捕不注意，偷偷把这些纸卷进怀表的齿轮里，他的手一定很抖，因为害怕被发现，因为知道自己可能再也没有机会把这些东西送出去。陈叔把纸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一个油纸袋里，然后把油纸袋藏在柜台底下的樟木箱里，压在阿明的学生装没注意到樟木箱的夹层，那是陈叔年轻时，特意让木匠做的，用来放贵重的钟表零件。
藏好证据后，陈叔才感觉到累。他坐在椅子上，靠在柜台上，闭上眼睛，脑子里全是阿明的影子，阿明小时候趴在柜台边看他修表的样子，阿明穿着学生装，笑着说要给她买最好的怀表的样子，阿明在仓库里，奄奄一息，却还想着把证据藏好的样子。眼泪又忍不住流了下来，这次不是悲伤，是愤怒，是心疼，是一种必须要完成儿子遗愿的决心。
他休息了一会儿，站起身，走到门口，推开一条缝，看了看外面的街道。雨已经停了，霞飞路上有了行人，黄包车夫拉着车，开始了一天的生意，洋行的伙计打开了门，把招牌挂了出来，一切都和往常一样，平静得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可陈叔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他的手里，握着能揭开真相的钥匙，他的心里，装着无数个学生的冤屈。
他锁好门，把油纸伞夹在胳膊下，手里攥着那个油纸袋，向霞飞路45号走去。《申报》的报社就在霞飞路的中段，离钟表铺不算远，可陈叔走得很慢。他怕遇到巡捕房的人，怕他们发现自己手里的东西，更怕自己走得太快，会错过什么——他想再看看这条阿明曾经走过的路，想再感受一下阿明曾经感受到的，这座城市的温度。
走到报社门口时，陈叔深吸了一口气。报社的门是敞开的，里面传来打字机的“哒哒”声，还有记者们交谈的声音。他走进去，一个穿着西装的年轻人迎了上来，问他有什么事。陈叔拿出油纸袋，声音有些紧张：“我找……找李记者，我有重要的东西要给他。”
年轻人愣了一下，然后指了指里面的一个房间：“李记者在里面写稿子，你进去吧，敲下门就行。”
陈叔点点头，走到房间门口，轻轻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进来。”
他推开门，走了进去。房间里很简陋，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书架，书架上摆满了报纸和书籍。一个男人坐在桌子前，穿着白色的衬衫，袖子挽到胳膊肘，手里拿着笔，正在纸上写着什么。看到陈叔，男人抬起头，笑了笑：“请问您是？”
“我是亨得利钟表铺的陈叔。”陈叔把油纸袋放在桌子上，“我有东西要给你，是关于……关于民国十九年，巡捕房抓学生的事。”
李记者的笑容一下子消失了，他站起身，关上房间的门，然后拉过一把椅子，让陈叔坐下：“陈叔，您慢慢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陈叔把油纸袋打开，拿出里面的三张纸，递给李记者：“这是我儿子阿明留下的，他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民国十九年参加学生运动，被巡捕房抓走了，关在他们后院的仓库里，后来……后来就没了。这些是他藏在怀表里的证据，有照片，有审讯记录，还有……还有很多学生的名字。”
李记者接过纸，仔细地看着。越看，他的脸色越凝重，手指捏着纸的边缘，指节都泛白了。看完后，他抬起头，看着陈叔，眼神里充满了愤怒和同情：“陈叔，谢谢您，谢谢您愿意把这些东西交给我。这些证据太重要了，它们能揭开巡捕房的罪行，能还那些学生一个清白。”
“我只希望，能让更多人知道真相，能让那些杀害学生的人，受到应有的惩罚。”陈叔的声音有些哽咽，“我儿子……我儿子到死，都在想着这些事。”
李记者点点头，把纸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自己的公文包：“陈叔，您放心，我一定会尽快把这些内容刊登在报纸上。只是……巡捕房的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您最近一定要小心，尽量不要出门，要是有什么事，就来报社找我。”
陈叔站起身，向李记者鞠了一躬：“谢谢你，李记者，谢谢你。”
“这是我应该做的。”李记者扶住陈叔，“您慢走，我就不送您了，我得赶紧把这些内容整理出来。”
陈叔走出报社，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他沿着霞飞路往回走，阳光透过梧桐叶的缝隙，洒在青石板路上，留下斑驳的光影。他想起阿明小时候，总喜欢在梧桐树下追着光斑跑，笑得像个傻子。那时候的日子，多好啊，没有巡捕房的警棍，没有学生运动的鲜血，只有钟表铺里的“滴答”声，和儿子的笑声。
回到钟表铺时，已经是中午了。陈叔推开铺门，刚走进去，就看到柜台前站着两个穿着黑色制服的巡捕——是之前常来搜查的那两个，一个高个子，一个矮个子，腰间都别着枪。
高个子巡捕看到陈叔，冷笑一声：“陈老板，去哪儿了？我们等你好久了。”
陈叔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他强装镇定：“没去哪儿，就是出去买了点东西。”
“买东西？”矮个子巡捕走到柜台前，手在玻璃罩上敲了敲，“我们接到举报，说你私藏反贼的物品，今天我们来，是要彻底搜查一遍，你最好老实点，别想着藏东西。”
说完，两个巡捕就开始在铺子里翻找起来。高个子巡捕打开了柜台的抽屉，把里面的钟表零件扔了一地；矮个子巡捕走到樟木箱前，蹲下身，试图打开箱子。陈叔的手心全是汗，他知道，樟木箱的夹层里藏着证据的油纸袋，虽然李记者已经拿走了证据，可油纸袋上还留着阿明的气息，他不想让这些人碰阿明的东西。
“你们别太过分了！”陈叔走上前，拦住矮个子巡捕，“我铺子里都是修表的东西，没有什么反贼的物品，你们已经搜查过很多次了，还不够吗？”
“怎么？想拦着我们？”高个子巡捕走过来，一把推开陈叔，陈叔没站稳，摔在地上，膝盖上的伤口又疼了起来。“告诉你，我们是巡捕房的人，想搜查哪里就搜查哪里，你一个小老百姓，还敢反抗？”
矮个子巡捕趁机打开了樟木箱，把里面的学生装和怀表扔了出来。怀表掉在地上，表壳摔开了，齿轮散了一地。陈叔看着地上的怀表，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那是阿明留下的唯一的东西，是他每天午夜都会拿在手里的怀表，现在却被这些人摔得粉碎。
“你们……你们这群畜生！”陈叔从地上爬起来，冲向矮个子巡捕，想要夺回怀表。可高个子巡捕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按在墙上，用警棍指着他的头：“再敢动一下，我就打死你！”
就在这时，铺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是李记者，还有几个穿着西装的男人，手里拿着相机，冲了进来。“你们在干什么？”李记者走到高个子巡捕面前，指着他的鼻子，“光天化日之下，你们私闯民宅，殴打百姓，还有没有王法？”
高个子巡捕看到李记者，脸色变了变：“李记者，这是我们巡捕房的事，跟你没关系，你最好别多管闲事。”
“巡捕房的事？”李记者冷笑一声，从公文包里拿出那张照片，举起来，“你们看看这是什么？这是你们在仓库里殴打学生的照片，这是你们的审讯记录，上面还有你们的名字！这些内容，明天就会刊登在《申报》上，全上海的人都会知道你们的罪行！”
两个巡捕看到照片和审讯记录，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高个子巡捕想抢过照片，可李记者身边的男人一把抓住他的手，把他按在地上。“你们还想动手？”那个男人拿出一个证件，“我们是租界工部局的，接到举报，说你们滥用职权，杀害学生，现在，跟我们走一趟吧。”
高个子巡捕和矮个子巡捕再也没有之前的嚣张，他们瘫在地上，嘴里不停地说着“不是我们干的”“是上面让我们做的”，可没有人相信他们。工部局的人把他们押走了，临走前，李记者走到陈叔身边，扶起他：“陈叔，您没事吧？”
陈叔摇了摇头，蹲下身，小心翼翼地捡起地上的怀表零件。齿轮散了一地，有些已经摔变形了，表壳也裂了一道缝。他把零件一个个捡起来，放在手心，像捧着稀世珍宝一样。“怀表……我的怀表……”
“陈叔，别难过，”李记者拍了拍他的肩膀，“我会帮您找最好的修表师傅，把怀表修好。而且，明天报纸刊登了真相，那些死去的学生，就能安息了。”
陈叔抬起头，看着李记者，眼里含着泪水，却笑了：“好，好……阿明，阿明终于可以安息了。”
第二天，《申报》刊登了巡捕房杀害学生的真相，附上了照片和审讯记录。消息一出，上海的市民都愤怒了，纷纷上街游行，要求租界当局严惩凶手，还学生们一个公道。租界当局迫于压力，不得不对巡捕房进行彻底调查，那些参与杀害学生的巡捕，还有背后指使的官员，都被抓了起来，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陈叔的钟表铺，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每天，他都会坐在柜台前，修表，卖表，偶尔会有顾客问起他手腕上的瑞士怀表，他会笑着说：“这是我儿子送我的，走时很准。”
只是，他再也没有在午夜听到过钟表集体停摆的声音，阿明的怀表，被李记者找的修表师傅修好了，虽然表壳上还有一道淡淡的裂痕，可指针终于开始走动了，“滴答”“滴答”的声音，在铺子里回荡着，像阿明的笑声，像阿明在说：“爹，我做到了，我们都清白了。”
梅雨季过去了，上海的天气变得晴朗起来。陈叔每天清晨，都会把阿明的怀表拿出来，对着太阳校准，分针压着时针，分秒不差。他知道，阿明一直都在，在他的身边，在钟表铺的每一个角落里，看着他，看着这座城市，慢慢变得温暖，变得光明。
有时候，晚上关铺门时，陈叔会站在门口，看着霞飞路的灯火，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看着那些穿着学生装的年轻人，笑着走过街头。他会想起阿明，如果阿明还活着，应该也会像他们一样，笑着，闹着，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这座城市的未来，努力着。
他掏出怀里的怀表，轻轻放在耳边，听着“滴答”的声音，心里很平静。他知道，阿明的愿望实现了，那些像阿明一样的学生，他们的冤屈被洗清了，他们的精神，会永远留在这座城市里，留在每一个追求正义和光明的人心里。
钟表铺的铜招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绿锈被阳光晒得褪去了一些，露出底下金黄的铜色。风一吹，招牌下的铜铃终于发出了清脆的声响，“叮铃，叮铃”，像一首欢快的歌，在霞飞路上回荡着，久久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