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高士”中，有佛门的讲经大师，也有道家的炼丹高人。他们虽然不愿离开中原，但在秦军的押送下，只能带着经卷、法器和信徒，踏上前往异域的路途。
一支由五十名僧人组成的队伍，被派往印度恒河流域。他们中有曾在慈恩寺讲经的高僧，也有懂医术的僧人。赵勇给他们的任务是：在当地修建寺庙，用医术救治百姓，传播“众生平等”的理念，瓦解种姓制度的根基。
“你们在中原享了百姓的香火，现在该去回报‘众生’了。”赵勇对为首的高僧说，“若是能让印度的百姓信佛，不再反抗大秦，陛下自有重赏。”
高僧双手合十，叹道：“贫僧愿往。只望将军善待当地百姓，莫要过多杀戮。”
一支由三十名道士组成的队伍，则被派往欧洲多瑙河流域。他们中有擅长占卜、医术的道长，也有懂炼丹、机械的道士。王烈给他们的任务是：用医术和奇术吸引欧洲人，传播道家思想，对抗当地的教会势力，为秦军的统治铺平道路。
“欧洲的蛮子信奉上帝，你们就告诉他们，道比上帝更厉害。”王烈半开玩笑地说，“若是能让那些骑士放下屠刀，跟着你们炼丹，朕就向陛下为你们请功。”
道长们虽然觉得任务艰巨，却也被“挑战”激起了好胜心。他们带着丹炉和罗盘，信心满满地踏上了西行之路。
这些被派往异域的僧道和信徒，加起来超过了十万人。他们的离开，不仅带走了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更让中原地区的土地、资源得到了重新分配——被没收的寺产田亩，一半分给了无地农民，一半用于修建学堂、医院和官道；寺庙的金银则充实了国库，为前线的战争提供了资金支持。
整治之后的中原，呈现出焕然一新的景象。
农民们分到了土地，生产积极性高涨，粮食产量节节攀升；手工业者不再受寺庙的盘剥，生意越做越好；百姓们摆脱了高利贷的枷锁，生活压力大减。各地的学堂、医院拔地而起，孩子们有书读，病人有医看，社会秩序井然，人心安定。
曾经被寺庙、道观占据的繁华地段，如今建起了商铺、工厂和市集，车水马龙，热闹非凡。长安城的百姓们发现，没有了那些只会念经的和尚、装神弄鬼的道士，日子反而过得更踏实、更富足了。
“陛下此举，看似严苛，实则是为了百姓。”秦老儒在朝堂上称赞道，“佛道本是教化之术，如今被陛下纳入轨范，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既能稳定中原，又能辅助异域统治，真是一举两得。”
李砚却并未满足。他知道，整治佛道只是第一步，要想让中原长治久安，还需要建立更完善的制度，让宗教真正服务于社会，而不是成为少数人牟利的工具。
他下令成立“宗教事务司”，专门管理佛道两家及其他外来宗教。司内官员既有儒家学者，也有懂宗教的专家，负责审核教义、监督寺观、处理宗教纠纷，确保宗教活动在律法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朕要的不是消灭信仰，而是规范信仰。”李砚对宗教事务司的官员说，“人可以有信仰，但不能因为信仰而违法乱纪，不能因为信仰而阻碍国家发展。佛道两家若是能真正做到慈悲、清静，朕自然会支持；若是再敢为非作歹，朕绝不姑息。”
夕阳下，长安城内的寺庙、道观大多已换了模样。有的改为学堂，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取代了诵经声；有的改为医院，郎中们忙碌的身影取代了打坐的僧侣；只有少数几座真正潜心修行的寺观被保留下来，门前冷落，却也清净。
而那些被派往异域的僧道们，正带着中原的文化和宗教理念，在遥远的土地上艰难地传播着。他们或许不知道，自己不仅是宗教的传播者，更是文明的使者，在无形中促进着不同文化的融合，为大秦的稳定，贡献着特殊的力量。
李砚站在观星台上，望着中原大地上的万家灯火，心中清楚，这场针对佛道的整治，不仅清除了毒瘤，更理顺了社会秩序，为帝国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中原的安稳，将为前线的战争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持，让大秦的旗帜，能插得更远、更稳。
至于那些远去的僧道和信徒，他们的命运如何，或许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中原大地终于摆脱了宗教的桎梏，以更健康、更蓬勃的姿态，迈向了新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