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灯光昏暗、堆满各种不明药瓶的深水埗老药店，她捏着剩下的钱，目光在柜台里扫视。最便宜的扑热息痛片也要十五元一瓶。她最终只花了三元，买了一小卷最基础的消毒纱布和一小瓶碘伏。
最后，在街角一个卖二手杂货的地摊前，她停下了脚步。目光扫过一堆沾着油污的旧手机充电器，最终锁定了一个外壳裂了缝、接口还算干净的安卓充电头。
“几钱？”她嘶哑地问。
摊主是个赤膊纹身的大汉，正叼着烟看赛马报，头也不抬：“十蚊！”
林薇捏着口袋里仅剩的十元钱——那是她此刻全部的财产。她沉默了几秒，没有还价，只是默默地将那张被汗水浸得有些软的十元纸币递了过去。
大汉瞥了一眼钱，随手将那个破充电头丢给她。
林薇接过充电头，将它和纱布碘伏一起塞进裤兜。手里只剩下那个冰冷的叉烧包。
她站在熙熙攘攘的街头，低头看着手里这个油脂凝固、散发着廉价肉味的食物。清晨的阳光有些刺眼，照在她枯槁蜡黄的脸上。身边是行色匆匆、为生计奔波的芸芸众生。
她撕开油纸，咬了一口。冷硬的包子皮刮擦着喉咙，劣质的叉烧馅带着一股难以言喻的油腻感。她面无表情地咀嚼着，吞咽着，仿佛在完成一项必须的任务。
十五元钱，一个冰冷的叉烧包，一卷纱布，一瓶碘伏，一个破旧的充电头。
这就是“林薇”的全部家当。
这就是她踏入寰宇资本这座金色牢笼前，最后的补给。
她抬起头，望向远处中环方向，那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的玻璃幕墙尖顶。
下周一的体检，是横在她面前的第一道鬼门关。
她必须跨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