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的冬天，李小兵踏着齐膝的积雪，终于找到了这个在地图上已被抹去的地方。
他是从沈阳来的，带着父亲临终前模糊的嘱托。“去黑河看看，咱家根在那儿。”父亲李建国说这话时，干裂的嘴唇哆嗦着，眼里有种小兵读不懂的东西。
知青点比他想得更破败。几排土坯房塌了大半，唯有最里头那间还倔强地立着，像是专程等他。木门虚掩着，小兵一推，积雪簌簌落下，迷了他的眼。
屋里寒气逼人，土炕上的苇席烂了大半，露出底下黑黄的棉絮。墙角结着蛛网，一只灰鼠倏地窜走。小兵放下背包，开始翻找——不是寻宝，只是想找到一点能连接他与父亲的痕迹。
在炕洞深处，他摸到了一个硬物。
是个铁皮盒子，锈得厉害。小兵费了好大劲才撬开，里面是一本用油布包着的日记本，封皮已经脆化，轻轻一碰就掉渣。
他小心翼翼地翻开第一页。
“1975年10月15日。今天是我在黑河的第三个冬天。大雪封山，我们无事可做，围着火炉听老赵讲鬼故事。他说这地方日伪时期是乱葬岗，夜里常有哭声。周胜利笑他迷信，我却信。有些东西，看不见不代表不存在。”
小兵一页页翻下去。日记主人叫王卫东，哈尔滨人，1973年下乡到此。起初记录的多是知青生活——垦荒、学习、同伴间的趣事。字里行间透着年轻人特有的朝气。
变化发生在1976年。
“4月18日。我又看见周胜利偷偷收听敌台了。这是第三次。他说只是好奇，听两句就关。我相信他，可是...上级已经找我谈话了。说我有觉悟，应该积极向组织靠拢。我该怎么办？”
接下来的几页被撕掉了。再往后，笔迹变得凌乱颤抖。
“5月2日。我举报了胜利。他们说他会被送去劳改。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
“5月14日。胜利死了。他们在河里发现了他的尸体。老赵说他是自杀的，脖子上还挂着那个收音机。我完了，是我杀了他。”
日记到这里越发混乱，有些页面上有深色的污渍，像是泪痕，又像是血。
“他们都说这里闹鬼。昨晚我听见有人敲我窗户，出去看却什么都没有。是胜利吗？是他回来了吗？”
小兵合上日记，胸口发闷。窗外天色已暗，风雪更大了。他决定在这里过夜——最后一班回县城的车早就开了。
他生起带来的固体酒精炉，啃着冷硬的馒头，继续读那本日记。
后面几乎全是王卫东的忏悔和越来越严重的幻觉。他写道自己常在夜里听见脚步声，看见窗外有人影，同屋的知青都说他疯了。1976年底，日记戛然而止，最后一页只有潦草的三个字：“他来了”。
小兵把日记塞回铁盒，和衣躺上土炕。寒冷像针一样刺透羽绒服，他蜷缩着，许久才入睡。
不知过了多久，一阵刺骨的寒意把他冻醒。
酒精炉早已熄灭，月光透过破窗，在炕前投下斑驳的影子。小兵猛地发现，炕沿上坐着一个人。
那人背对着他，穿着破旧的军大衣，肩膀微微耸动，发出压抑的啜泣。那哭声不大，却钻心刺骨，充满了绝望和悔恨。
小兵浑身僵硬，想动，动不了；想叫，叫不出。
“你...你是谁？”他终于挤出一句话，声音嘶哑得不像是自己的。
哭声停了。
那人缓缓地、极其缓慢地转过身来。
月光照在他脸上——如果那还能称为脸的话。平滑的皮肤上没有任何五官，只有用墨水写着的三个大字，工工整整，像是小学生练习簿上的字迹：
王——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