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永年的密信，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吉安府衙和更上层的权力圈层中，激起了层层涟漪。
吉安知府张汝贤，一位浸淫官场多年的老吏，接到密信后，并未立即表态。
他捻着胡须，在书房内踱步良久。
吴永年所奏，直指地方积弊核心，若能借此东风，或可成就一番政绩。
但刘家……乃至其背后可能牵连的更多地方势力，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
更重要的是，他隐约听闻，那位在南昌府的宁王殿下，近年来对地方事务“关切”日增，而刘家似乎与宁王府的某些属官有过往来。
“这个吴永年，还是太年轻气盛啊……”
张汝贤轻叹一声。
他提笔回了一封措辞含糊的公文，既肯定了清丈田亩的重要性，要求吴永年“稳妥办理，勿激民变”，又暗示“地方安宁为重，遇有难处，可详加斟酌，徐徐图之”，并只字未提对刘家的具体支持。
这等于将皮球又轻轻踢了回去，既不得罪推行新政的朝廷，也不愿轻易卷入地方豪强的泥潭。
然而，吴永年通过特殊渠道直送通政司的密信副本，却以更快的速度，摆在了西苑精舍朱厚照的御案之上。
一同呈上的，还有石文义附上的简短情报，点明泰和县刘家与江西宁王府长史司一名属官有姻亲关系，且宁王近年来在南昌广蓄田产、结交江湖人士，其动向“颇堪玩味”。
朱厚照看着这两份文书，眼神骤然锐利。
他推行新政，最忌惮的便是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及地方势力与宗藩可能的勾连。
吴永年一个七品知县，敢于直面地方豪强，其勇气可嘉，但其处境之险恶，亦可想而知。
“传杨廷和、石文义。”朱厚照声音低沉。
片刻后，两人奉召而至。
朱厚照将吴永年的密信和石文义的情报示之。
杨廷和看完，眉头紧锁：“陛下，清丈田亩，触及根本，地方阻力之大，意料之中。然刘家之事，竟隐约牵扯宁藩……此事需慎之又慎。宁王乃陛下叔父，镇守江西，若无确凿证据，轻易动之，恐惊扰宗室，引发朝野非议。”
石文义则道：“陛下，吴知县处境危殆。刘家既敢威胁知县，其嚣张可见一斑。若朝廷不为吴知县撑腰，则清丈之令，在江西乃至更多地方，恐成一纸空文。且宁王府动向，锦衣卫已留意多时，其虽无明面悖逆之举，然广纳亡命、私蓄甲兵、结交官员，确有不臣之嫌。此次或可借清丈之事，稍加试探，观其反应。”
朱厚照沉吟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