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港总督府的书房内，海风透过微敞的轩窗，带来潮湿咸润的气息，也稍稍驱散了夏日的闷热。
文贵的工作因王良的离去而变得更加繁重，案头的文书比往日更多、更厚了。
他刚刚批阅完一份来自广州市舶司的例行旬报，里面详细列举了近期报关的船只、货值、抽分数额，数据清晰，条理分明，正是王良一贯的风格。
文贵微微颔首，王良此人，内廷出身却精于庶务，心思缜密，由他打理广州，自己是放心的。
只是旬报末尾，王良隐晦地提及“地方情势复杂，旧例惯性犹存，推行新章颇需时日”，让文贵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艰难。
他提起笔，在空白处批注：“相机行事，稳扎稳打，遇有难处，及时呈报。”
既给予了支持，也留下了弹性空间。
放下广州的文书，他拿起另一份来自水师参将赵大勇的军情急递。
信中禀报，其率领的特遣分舰队已按计划抵达预定巡弋海域，数日内已遭遇佛郎机武装商船三次。
对方船只果然坚固，炮窗密布，航速亦快，见我舰队阵容严整，虽未直接攻击，但挑衅之意明显，多次试图穿插我舰队阵型，或近距离平行航行，施以压力。
赵大勇谨记“不先启衅”之令，均以严整阵势相对，迫其远离，并加强了护航商船的力度。
文贵放下军报，走到悬挂的南海海图前。
他的目光在月港、广州、以及赵大勇此刻巡弋的海域之间移动，最终落在了被朱笔重点圈出的“满剌加”上。
佛郎机人据有此咽喉之地，如同扼住了南洋贸易的脖子，其舰队频繁出没，挑衅试探，绝非偶然。
这既是实力的炫耀，恐怕也是在试探大明水师的底线与战力。
“来人。”文贵沉声道。
一名亲随应声而入。
“传令给赵参将：保持压力，谨慎应对。若佛郎机人再有逼近挑衅之举，可示警射击，迫其远离。务必掌握冲突之尺度，既要扬威，亦不可授人以柄。另，令其详细记录佛郎机船只之船型、航速、火炮配置及战术特点，速速报来。”
“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