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华殿阁议中“开海”之议，如同长了翅膀，迅速传遍京官圈子。一时间，朝野哗然，物议沸腾。
都察院的御史们如同被捅了的马蜂窝，奏疏雪片般飞入通政司。言辞或激烈，或恳切，核心皆指向“祖制不可违”、“海禁乃安邦定国之本”。
有引经据典，痛陈海上贸易导致白银外流、世风日下之害的；有忧心忡忡，断言开海必引倭寇、西夷觊觎，致生边衅的；
更有甚者，直接将矛头指向新任首辅杨廷和，弹劾其“妄更祖制，居心叵测”。
就连一些原本对杨廷和抱有期望的中间派官员，也对此议深感不安，私下议论纷纷，认为新首辅此举过于激进，恐非国家之福。
压力，如同无形的潮水，汹涌地拍向文华殿，拍向杨廷和。
然而，令人玩味的是，面对如此汹涌的反对声浪，乾清宫却异乎寻常地保持了沉默。
皇帝既未对任何弹劾杨廷和的奏疏进行批复，也未就“开海”之事明确表态。
司礼监将那些言辞最激烈的奏疏留中不发，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只有一些就事论事、讨论具体财政困难的奏章，得到了“着户部议处”或“知道了”这类常规批示。
这种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官场中人，最擅长的便是揣摩上意。
皇帝的沉默，在许多人看来，并非不关注，而是一种默许，一种对杨廷和“抛石问路”行为的纵容和保护。
陛下是在等待，等待朝堂上不同声音的充分交锋，也是在观察，观察杨廷和如何应对这第一波、也是最凶猛的一波压力。
杨廷和身处风暴中心，却显得异常镇定。他并未上疏自辩，也没有利用首辅之权压制言路。
每日依旧准时到文华殿处理政务，主持阁议，对漕运、新军、节流等既定事项推进得不疾不徐。
在一次非正式的场合，面对几位前来“规劝”他的老成官员，他语气平和地解释道：“诸公之忧，廷和岂能不知？然诸公可曾细算过，去岁东南沿海，仅查获的走私商货，其价值几何？未曾查获者，又几何？如此巨利，尽归私门，而朝廷府库空空，边军嗷嗷待哺，此诚可痛也！廷和提出‘再议’，非为即刻开海，实是希望诸公能正视此‘利’之所在，共同思忖，如何能将此‘利’取之于国，用之于民，而非一味固守‘海禁’二字，对此巨利视而不见，坐视国用日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