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守备太监王宏的密奏，证实了朱厚照之前的某些猜测。
漕运案虽在北方暂时告一段落，但其引发的震荡，正沿着运河这条帝国的主动脉，向南蔓延。
密奏中提到，自通州仓场案发，尤其是寿宁侯被革爵圈禁的消息传出后，南京及江南各地的官场，弥漫着一种诡异的氛围。
以往与京城张家过往甚密、乃至可能通过漕运分润利益的某些官员、士绅，如今皆风声鹤唳，有的紧急变卖产业，有的闭门谢客，更有甚者，开始暗中转移财产，疏通关系，试图撇清与张氏乃至漕运旧案的联系。
“据奴婢暗中查访，”王宏在密奏中写道，“南京户部、工部一些官员，与已伏法的孙淼、杜茂等人，确有书信及钱财往来，数额不小。且江南诸多粮绅、漕帮，与仓场、漕司勾结，通过‘包漕’、‘浮收’、‘以次充好’等手段牟利，已成积年痼疾。文总督在通州之举，已使彼等如惊弓之鸟，恐其下一步，便会将整顿之火烧至江南…”
朱厚照合上密奏，走到那幅巨大的大明舆图前，目光再次落在蜿蜒的运河线上。
他知道，王宏所奏非虚。通州和淮安，只是漕运贪腐链条上的两个关键节点，真正的根源和最大的利益群体，还在南方，在那些承担了绝大部分漕粮征收任务的鱼米之乡。
那里的士绅豪强、地方官吏、漕帮势力盘根错节，关系网络更为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
这次漕运案的成果是显着的，也是有限的。
成果在于：
第一，立威。
以李蕙、孙淼、杜茂等一批中高级官员的脑袋，以及张鹤龄兄弟的爵位和财产，狠狠打击了贪渎之风的气焰，向天下昭示了皇帝整顿吏治、法不容情的决心。这为后续的改革扫清了不少政治障碍，也让许多观望者开始重新评估这位年轻皇帝的意志和手段。
第二，清障。
清理了通州仓场和部分漕司衙门的蠹虫，为文贵接下来理顺漕运、减少损耗、提高效率创造了条件。至少在未来几年内，这一方面的的腐败行为会有所收敛。
第三，试探。
通过此次案件，朱厚照成功地试探了文官集团、勋贵集团乃至后宫（通过张太后）的底线和反应模式，为日后更复杂的政治博弈积累了经验。他也借此机会，将文贵、王琼、林俊等能吏干臣推到了更重要的位置，并初步建立了西苑豹房这个人才储备和智库。
但局限同样明显：
第一，深度不足。
案件最终止步于张鹤龄兄弟，虽然惩戒了外戚，但并未（也可能无法）更深地追究其背后可能存在的、更庞大的勋贵网络。对江南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更是鞭长莫及，只能依靠文贵后续逐步整顿、点灯引火。
第二，制度未立。
铲除了一些贪官，但滋生贪腐的体制机制并未改变。旧的利益链条被打断，新的利益集团很可能在压力下以更隐蔽的方式重新形成。缺乏系统性的财政审计、独立的监督机构和透明的运作流程，贪腐问题难以根除。
第三，隐患犹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