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贵赴任漕运总督，雷厉风行。
他并未急着大规模撤换官吏，而是首先稳住了漕运的基本盘，确保南方漕粮能够继续北运。
同时，他带着一批自己从宣府带来的、精通核算和刑名的幕僚，开始从漕运的终端——通州仓场入手，进行暗访。
通州，作为漕粮北上的最终目的地和储存中心，其仓场管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粮食的安全和损耗。
文贵深知，漕运途中固然弊端丛生，但仓场更是贪腐的重灾区，且因其靠近京师，关系网可能更为复杂。
他微服简从，巡视通州各大仓场。表面上，仓廒俨然，粮垛整齐，账目清晰。但文贵是何等样人？他在边镇多年，与粮秣、军饷打交道，对其中的猫腻了如指掌。
他很快便发现了问题：仓廒地面潮湿，通风不畅，部分粮垛底层已有霉变迹象；仓场胥吏对待运粮军户和民夫，态度倨傲，索要“晾晒费”、“入库费”等名目繁多的常例钱；更有甚者，他发现有些仓廒的存粮数量，与账册记录存在细微但持续的差额。
文贵没有打草惊蛇。
他暗中派人盯住了几个嫌疑最大的仓场大使和书办，同时让幕僚秘密核对近几年的仓场出入记录与漕运总督衙门、户部的相关账目。
很快，一条大鱼浮出了水面：通州西仓大使吴靖，与户部山东清吏司某主事、乃至宫中内官监的某些宦官，存在可疑的资金往来，且其家人在京城购置宅邸、店铺的支出，远远超过其俸禄所得。
文贵立刻将此事以密折形式，直接奏报皇帝。
他在密折中详细列举了发现的疑点和初步证据，并强调：“通州仓场之弊，恐不下于淮安。若任由其发展，则南粮北运，十成恐有三成耗于途中，二成损于仓场，抵达军民手中者，仅余半数！此乃动摇国本之巨患！”
这份密折，如同又一记重锤，敲在了紫禁城和朝堂之上。
朱厚照览奏，震怒之余，更多的是冷静。
他预料到漕运整顿不会一帆风顺，却没想到终端仓场的腐败也如此触目惊心。
这证实了他之前的判断，整肃吏治必须系统性地推进。
他立刻召见司礼监首席王岳和锦衣卫指挥使石文义。
“文贵所奏通州仓场事，尔等如何看？”朱厚照的声音听不出喜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