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把全部希都寄托在姐姐身上，不指望我学习什么知识将来能做什么，不掉海里淹死不给他找麻烦就行。姐姐年年被学校评为“五好学生”，当大队长戴“四道杠”。全学校所有出头露面的好事，全让姐姐一个人包了。
姐姐是父亲的希望和骄傲，什么活不让她干，有充足的时间复习功课。
刚上学的时候，我们没有书包，姐姐用一条毛巾包着我俩的书。没几天，家里只给给姐姐买了新书包。我的书和本子有时候装在姐姐的书包里，有时候自己拿着。家里给姐姐买了一件漂亮的塑料雨衣，下雨时，我披一条麻袋遮雨。
一次下暴雨，老李大河暴涨，用两根木头做成的小桥被水冲走。小账姐姐背着我过河，脚下被石头一绊，我俩倒在激流中。旁边的陈大友子一把将我俩抓住，拖到岸上。否则，我俩将被洪水冲到西海，几天之后，尸体在北海大流上岸。
我手里的书和本子被水冲走，赤手空拳上学，语文、算术都不及格。
奶奶以为学习就是算小账，每天无数遍地教我：“十个一就是十个，十个十就是一百。”我越听越糊涂，反而不知道一加一等于二还是等于几。
我和姐姐到山上挖菜，陈洪河在放牲口，给我俩出了道算术题：“你们俩算一算：仨加仨俩加俩，七十二加十八，等于多少？”姐姐很快算出来：“等于一百。”陈洪河说：“大闺女学习好，小小子不行，将来非钻牛腚不可。”
小西山的孩子有病，偏方就是硬抗，抗过去算命大，抗不过去爹妈再养。
谁家的猪有病不吃食，这可是大事，赶紧去盐场，找兽医李大先生打针灌药。大伙儿称学校老师是先生，因为会教学生。大伙儿称大夫为“先生”，因为会给病人治病。我不明白，李大先生是兽医，专门给猪和牲口治病，为什么也叫先生。一年级的算草本粉色本皮上，除了“算草本”三个字，还印着一只装着针头的大针管子。我以为学生有病，老师也和李大先生一样打针。全校学生打破伤风疫苗，不是老师也不是李大先生，是公社医院派来的大夫，我放心了。
那一回，我感冒发烧说胡话，几顿没吃饭。我让妈妈给我熬碗小米粥，放十几粒小米就行。妈妈怕奶奶骂，和老婶到海边薅“驴耳豆”，回来烀猪食。
“驴耳豆”里面混进“狼毒”，猪吃了中毒，躺在窝里口吐白沫。爷爷赶紧到盐场找兽医李大先生，来给猪打针。不一会儿，爷爷和背着大药箱的李大先生，从街上风风火火地进了院子。我以为给我打针，吓的爬起来，“哇”地一声往后园跑。奶奶喊我：“是给猪打针！”我迟疑着进来，站在窗台上面观望。
李大先生把大药箱放在猪圈墙上，取出一具镶着铁框的大针管子，像四爷给大车打气的气管子。他从一只木盒里取出一根锥梃子粗细的针头，装在大针管子上。他将针头连续刺进几只瓶子里，抽足了大半管子药水。他针头朝上挤出些许药水排除空气，针头朝上沉甸甸地举在手里，翻过墙头跳进猪圈。猪也知道害怕，猛地站起来，警觉地看着兽医，做出预备跑的姿势。“六一”运动会上运动员预备起跑，就是这种姿势。我把心提到了嗓子眼，为圈里的猪捏了把汗。
李大先生笑容可掬地和猪对峙，出其不意将针头刺进猪脖子里。药水进入体内猪才觉出疼，“嗷”地一声嚎叫，窜进粪水里。李大先生志得意满地从猪圈里出来，要把剩下的少量药水顶出针管子。爷爷急忙拦住：“别糟蹋了，我家小鳖羔子也病了，给他打了得了。”我感到事情不妙，撒腿就跑，被爷爷一把按住，扒下我的裤子。我和猪那样拼命嚎叫、挣扎，用手死死地捂住屁股。
爷爷满面笑容地哄我：“一点都不疼，打完针就能到西沙岗子上玩。”
我仍嚎叫挣扎，爷爷举起大巴掌吓唬我。李大先生举起大针管子，我发现药水变成粉红色，打针时回血混了猪血。李大先生将大针管子藏在背后，朝爷爷使个眼色，笑容可掬地对我说：“你是大学生，我出个小账你能算出来，就不打针了：野鸡兔子四十九，一百条腿地上走，多少只野鸡多少只兔子？”
我眼前出现一群四条腿的野鸡和两条腿的兔子，密密麻麻哪知道多少只。李大先生和给猪打针一样麻利，冷不防隔着裤子，把针头刺进我的屁股。
大针管子空了，剩下的少量粉红色药水，全部注射到我体内。我捂着屁股拼命嚎叫，感到身体被刺透，手上黏糊糊的，血把裤子洇透一大片。
当天晚上，圈里的猪就死了。我也发了半个月昏，全身一层层地蜕皮。要不是奶奶给我磨土豆泥糊，灌绿豆水，用火油涂抹全身，肯定活不过三天。
于长波是我的同桌同学，我六岁他九岁。上图画课时，他给我画了一把小镰刀。图画老师给我批了五分，我放在小本夹子里，下课时到处找人炫耀。
暑假之后开学，于长波没来上学。原来他也感冒发烧，被李大先生扎了针之后，活生生地蜕皮蜕死了。他家和学校一墙之隔，他带我到他家玩，他妈妈给我一个大苹果。他出殡那天，我们下课之后，扒到墙头上面看。
于长波的小棺材像一只小玩具，放在院子中间的小灵棚里。他没有父亲，他妈妈抱着小棺材，哭得死去活来。他的两个姐姐点燃烧纸，一边哭一边围着小灵棚跑。我“哇”地一声大哭起来，趴在墙头上面的同学们都哭了。
学校赶紧打铃上课，下课不许学生靠近墙头。
李大先生又接连扎死了几个孩子，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
小西山的董云功三大爷和盐场李大先生被抓时，我都亲眼见过。他们都被五花大绑，一个便衣警察用绳子拴着，来到学校和子女告别。便衣警察腰间，挂一把明晃晃的左轮手枪，手里拿一根油亮的竹板子。四年级的董太生被老师叫出去，低头来到父亲面前，一眼没看一句话没说。我同班级的李芬一边哭一边走出教室，李大先生也泪流满面。每年新兵入伍，大队都用马车把入伍的新兵送到公社。派出所警察抓犯人，都要走到永宁。被五花大绑的犯人走不快，警察就用竹板子打，像打牲口。我再上学，老师都变成了李大先生。算草本上印着的大针管子，是李大先生的。那些数字和算术式，是一群群四条腿的野鸡和两条腿的兔子。
每当老师讲算术课，我以为要扎针，心狂跳，只想逃出教室。
从此后我一怕打针，二怕上算术课。
我喜欢夏天西海涨潮，海水涌进老李大河，下午放学涉水过河。一群群半尺长的梭鱼丁子蹦出水面，一石头打死好几条。我还喜欢冬天下雪。中午和下午放学，同学们从老李小庙前开始滚雪球，滚到小西山东南地，足有一个人高。
我挤不到前面推雪球，只跟在后面跑，张嘴接飘下来的雪花。
到了来年开春，路边的雪球一点点化透，那块地的蒿子格外茂盛。
从盐场到大西山竖了十几根电线杆，有的笔直有的弯弯曲曲，有的用竹竿代替。上面的瓷瓶被调皮学生用石头投准打碎，课间操被校长叫到台上批评。
小西山的董云福大爷赶车，从永宁拉化肥回来。董太全学雷锋做好事，偷了一大块化肥，埋进地头一株弱黄的苞米根下。在班级表扬会上，陈兴同学向老师和同学汇报了这一情况。老师不但表扬，还把董太全叫起来，说：“你偷集体的化肥为集体苞米追肥，也属于偷盗行为。”董太全在全班同学面前承认错误。
被追肥的苞米疯长，结了两穗沉甸甸的大苞米，结果被人掰走了。
叔叔到边外回来，给我买了一个印着“劳动光荣”的新书包。姑父出差顺便来小西山，给我和姐姐每人买了个文具盒。我的文具盒上，印着“哪吒闹海”的彩色图画。脚踩风火轮的哪吒手拿金刚圈，大战骑麒麟拿方天画戟的龙王三太子，后面跟着一群张牙舞爪的虾兵蟹将。姐姐的文具盒上，印着一群男女小朋友，一个揪着一个衣襟，拔一只大红萝卜。姐姐的文具盒里面，印着乘法口诀。
在这之前，我无比羡慕其他同学。不管上课铃声即将敲响往教室里面跑，还是放学铃声响过往教室外面冲，书包里的文具盒“哗啦”“哗啦”响成一片。
家里不给我买文具，我用姐姐用过的铅笔根和橡皮头。代销店里最贵的铅笔八分钱，铅笔杆上印着嫦娥奔月的彩色图案，末端自带橡皮。最便宜的“麻杆铅笔”两分钱，用刀子一削就断铅。卖一个牙膏皮可以买一枝“麻杆铅笔”，我把家里一管皮鞋油挤空，拿到商店去卖。那个老太太闻了闻，不知道里面装过什么，怕有毒不收。爷爷准备扎刷子的一把猪鬃被我偷走，到商店里卖了一分钱。
老太太找了半天，卖给我一枝笔杆开裂“缺肉”的“麻杆铅笔”，从外面能看见铅芯。她替我削铅笔，削一截断一截，削去一大半才保住铅芯。我有了自己的铅笔，庄重地装进文具盒。从此后上学放学，我连跑带颠故意抖动书包。
文具盒的撞击声太小，我在里面装了几块小石头。我再连跑带颠，文具盒里面“哗啦啦”响。我是个真正的学生了，感到骄傲无比。
大西山的高年级女同学叫我“小老虎”，劳动结束放学，用大筐抬着我。没有大筐，她们两个人四只手交叉握成“马莲垛”，让我骑在上面驮着我走。
大西山的男同学却欺负我，不是抬起一条腿从我头顶上跨过去，再是弹我的脑瓜崩。他们见我也背上了新书包，里面还有文具盒，感到不可思议。
一个同学突然摘下我的书包，众人一边跑一边“传球”，在我头顶上飞来飞去。过官道中间水沟，一个同学故意没接住，“啪拉”一声，书包掉进水里。
我捞起水淋淋的书包，拣起石头追打。那些学生比我大三、四岁，顷刻间跑过余联君房后。除此之外，我还得忍受精神上的伤害。我说老叔在边外拿回两只大鹅蛋，他们给我取外号“大鹅蛋”，说边外的鹅蛋比鹅还大。我说三岁时打过匣子枪，他们叫我“匣子枪”，说他三岁就打死过日本鬼子。我说父亲当过“抗联”，他们说他爹是杨靖宇的警卫员。董云程后来叛变逃回小西山，什么时候暴露，就什么时候逮捕枪毙。枪毙地点已经选好，在小西山沙岗后蒲草地。
让我悲痛欲绝的是，文具盒里的铅笔被人偷走。
爷爷卖镢头把和粪滤子，奶奶赶海捉蟹子打海蛎子赶集，从来不缺零花钱。爷爷屋里靠墙的梁柁上，挂着一截小竹筒，里面装着零钱。我趁爷爷奶奶不在屋，搬了方凳踩上去，在竹筒里偷了五角钱。家里不管丢了什么东西，我都是第一怀疑对象。爷爷发现少了五角钱，问：“是不是你拿了？”
父亲堵住门口，妈妈拿过烧火棍，准备用刑。我一口咬定没拿，叔叔在旁边幸灾乐祸：“小小子长大了得成董云功。”董云功是远支三大爷，因为盗窃和抢劫被判十年徒刑，正在蹲笆篱子。叔叔的定论，妈妈很不高兴，对我态度有所缓和。她说：“你拿了就是拿了，没拿就是没拿。就是拿了，这回也不打。”
我被眼前的阵势吓住，只得承认：“爷爷的钱是我拿的。”
父亲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爷爷在跟前不敢动手。
叔叔更加得意忘形：“我说小小子好赶上董云功了，将来就得砸银行。”
妈妈说：“你跑前面看了？你能掐会算，怎么不知道哪天掉进井里？”
叔叔满脸通红。前天，他在园子里倒退着吹口琴，掉进井里，扒住石缝声嘶力竭地喊救命，把全屯人都喊来了。实际上水深不到胸口，他非常狼狈。
爷爷对我说：“你要是馋糖和麻花，告诉爷爷，爷爷给你买。”
家里头一回有人把我当人，我感动地哭了。
我在鸡窝后面掏出一瓶墨汁、一支毛笔、一枝带橡皮的铅笔，一本封面画一支注射器和针头的算术本，还有每页纸都透亮的糙纸作文本。剩下的二分钱，被我藏在街门口墙缝里。老叔列出一道复杂的算术式，认真计算，确实剩下二分钱。并没因为这次偷钱买文具，父亲对我和姐姐一视同仁。
我和姐姐一块儿伏在窗台上写作业，父亲夸奖姐姐写的好。他拿过我的作业本看都不看，“哗啦”一声扔到门外。作业本也不愿意被虐待，死气白赖地骑在门槛上。妈妈埋怨父亲：“他写的不好，你可以打他骂他，别往外扔。”
那页纸撕开一道没出血的口子，只剩一点儿皮连着，像一条半死不活的狗伸出半截舌头。我下地拣起作业本，把“舌头”塞进“嘴里”，到驴槽子上写。
父亲总不给我好脸色，他并不是看不上我，而是把命运对他的不公朝我发泄。他对我比爷爷当年对他还残酷，完全忘记了爷爷当年对他的伤害。如果说父亲当初最害怕那条花脸狼，我眼里的父亲，比花脸狼更可怕。我不管打碎一只碗或者一块玻璃，都逃到沙岗后，那里是我的避难所。
作家高玉宝到杨树房学校作报告，老师唯独不让我去。到九道河参观水利工程，老师也不让我去。我唯一参加过一次集体活动，是学校放映幻灯《龟兔赛跑》，为落后学生放映的专场。副校长的儿子比我还调皮，我俩是同桌，由他操作。
庄稼起虫。我们经过苞米地边，一片片庄稼叶子在蠕动，第二天就成了叶丝和光杆。全校学生帮助生产队灭虫，“六六粉”不管用，直接用酒瓶子砸。
我一瓶子砸在石头上，瓶子粉碎。
总结时，老师说：“有的同学故意将瓶子砸碎，想割伤同学的脚。这是什么行为？是反革的行为！那个同学注意了，你离反革命还剩半步了！”
盐场代销店换了主人，由一位残疾军人经营。
他在朝鲜战场上眼睛负伤，视力微弱，辨别硬币靠手摸。有的学生鱼目混珠，用伪满洲国钢币冒充五分钱买糖块。他老婆帮他结算，发现几枚伪满洲国钢币。他看不清人也不认识我，一口咬定：“是小西山董云程的儿子干的！”
老师非让我承认，“我盼望满洲国和小日本回来”。我不承认，他让我到黑板下站了两节课。父亲到学校据理力争，说的老师哑口无言，我才躲过一劫。
我整天提心吊胆，不知道哪一时哪一刻，厄运从天而降。
三年级以后，小学生开始使用钢笔。
所谓钢笔，是买了钢笔尖插在木头笔杆上，蘸墨水写字。墨水统称“钢笔水”，一种是二分钱的“色片”，有蓝色和紫色，放在瓶子里用水泡开，既是墨水。“色片”和止痛片一般大，我以为用止痛片就能炮制。我偷了奶奶一片止痛片，在姐姐的墨水瓶里浸透蓝墨水，晾干化开之后，没有颜色写不上字。即使用真正的“色片”泡钢笔水，水放多了不显字，水放少了塞笔尖，不下水。
另一种是“鸭绿江”牌墨水，两角五分钱一瓶，只有少数学生买得起。我当然用“色片”，姐姐当然用“鸭绿江”墨水。我不知道“鸭绿江”是商标，以为整条鸭绿江日日夜夜流淌着蓝墨水。我要是住在“鸭绿江”江边多好，上学路上顺便灌一瓶，能用半年。我又担心，到江里玩水把全身染成蓝色，会被一眼老师发现。手指头上沾了墨水，洗多少遍都洗不掉，太麻烦。
我想起用油笔画关公胡须那件事，顿时不寒而栗。还是用色片吧。
我最佩服高年级同学刘继宣，他家住在沙包子，外号叫“老狼”。他跑得快，嘴叼接力棒，把后面的人拉下一大截，一边跑一边回头两边看。学校在课间操考时事政治，他把“野板参三”说成“野板掺沙”，全场哄堂大笑。
我最羡慕五叔和“二黑子”等高年级号手，放学之后留校，集中在操场上练习吹号。每一把铜号都历经沧桑，浑身是瘪，窟窿眼睛，被焊的斑斑驳驳。有的号嘴子短一截，号手的嘴唇恨不能伸进号管里才能吹响。有的号嘴子永久性焊在号管上，甩唾沫很要费一番力气。能拔下号嘴子的号手很优越，尽管里面没有唾液，也动辄拔下来甩几下。有一支号没了喇叭碗成了光杆，号手照样吹奏。
只有号长，才有资格享用一支崭新的长管铜号。“六一”临近，号手们可以把号拿回家里练习。放学之后，他们把号套在书包带上，一跑甩来甩去，威风极了。小西山，五叔董云水和王德滨是号手。每天早晨和晚上，三里五村除了驴叫，再是号手们此起彼伏的练号声。“六一”那天，号长的号上栓了五角星和火炬的紫绒挂旗，其他号手栓了红绿绸布，鼓乐队站在全校排头。随着体育老师一声“出发”号令，鼓乐齐鸣。鼓乐队引领全学校师生绕操场一周，浩浩荡荡地走出盐场。到了盐场东边子，体育老师扛着大鼓，自由行进。全公社二十几所学校小学近万名师生，集中在永宁中心小学操场上，举行一年一度的运动会。
我眼里最可怜的高年级同学，是家住盐场的于殿铸，独眼，衣服破破烂烂。他那只义眼深深地陷进眼窝深处，不会转动，听人说是用狗眼睛代替。
下课后，他一动不动地靠在操场墙角，一只独眼专注地看着操场上快乐的男女同学。我好奇地闭上一只眼睛看着他，他以为我笑话他，把我追出老远。
我念二年级时，教室在西南角的偏房里，和“农中”教室隔着一座大门洞。
正门是深宅大院，主人曾经是一户地主，土改时将房子分给了佃户。
大门洞里东西门柱石座。只有大同学才能占住，坚持到上课。“农中”不是农业中学的简称，只是一间教室，没考上中学的学生在这里继续学习，配备两个男民办老师。
一个老师叫刘守业，自学成才爱干净，裤线压得笔直，黑趟绒衣服露出雪白衬领。他的一张小白脸上涂抹一层雪花膏，我们隔着大门洞，都能闻到雪花膏味儿。他写的毛笔字，分不出哪是字帖哪是手写。他教唱歌，让人以为是收音机和广播里播放节目。另一位男老师叫徐百礼，是复州城高中毕业的高才生。他从小学到高中，各科考试都是第一名。他高中毕业参加高考，只报北京大学一所大学，可惜只差一分落榜。学校成立“农中”，请徐百礼当老师。他把才华发挥到极至，教过的学生都有出息，有的还成了知名人物。和刘老师截然相反，徐百礼不刷牙不洗脸，却批评有的学生不洗脖子。学生说：“你的脖子比我还黑。”第二天学生们发现，徐老师把脖子洗的干干净净。尽管邋遢，学生们仍对他尊重。
我眼里最好看的女同学，是“农中”的刘英。她高高的个子，梳着油黑的大辫子，比画上表演平衡木的女学生还好看。两个男老师，经常找她到大门洞里谈话。每到这时她就低着头，用两只手捻动着辫梢，轻轻地摇晃身子。
我认为世上最最至高无上的人，非老师莫属。我以为广播里播放的所有男高音歌曲，都是刘守业老师唱的。图画老师邹永桓，在黑板上几笔画出一把镰刀，他是名副其实的“神笔马良”。古凤桂老师梳两条大辫子，二十九岁镶两颗金牙，我刚入学时管她叫奶奶。她教我们唱“梨花打苞一片白，蝴蝶双双采蜜来”，把那个“苞”唱的闷声闷气，仿佛梨花光打苞不开花花。那年秋天，她带领我们班级去盐场东北边子摘地瓜叶子，天刮大风，她一路抱着我跑回来。
校长董太元家访，叫小他十多岁的妈妈“大婶子”。妈妈给他冲了碗炼乳，他不嫌烫，顷刻间喝的干干净净。董太林老师在黑板上写的“早自习”三个字，肯定是印刷体。黄孝增老师整洁干净，说纯正的普通话，肯定是广播员。
学校的最神圣不可侵犯之处，是挂铃的位置。
西南角砖墙缝里钉了一根铁棍，挂了一截钢条，生产队叫“钟”，学校叫铃。每天上课、下课、放学，工友提前走出办公室，用小锤激烈地敲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