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角色的分裂，让李斯内心充满了痛苦的矛盾。一方面，他是许多政策的制定者和推动者，是皇帝意志的延伸。焚书之议，他虽未首倡，但积极附和并完善；坑儒之举，他参与其中；严刑酷法，他大力推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这架逐渐失控的马车上的重要驭手之一，是许多悲剧的直接帮凶。
另一方面，他那属于杰出政治家的敏锐洞察力，又让他成为一个清醒的、甚至是痛苦的旁观者。他看到了过度役使民力的危险，看到了文化专制对文明活力的扼杀，看到了皇帝长生执念带来的巨大资源浪费和政治风险，更看到了那隐藏在皇帝威严外表之下、似乎日益滋长的某种……非人的、冰冷的气息（他无法准确描述，但本能地感到不安）。
他有时会想起自己的同门师兄韩非。那个将法、术、势阐述到极致的智者，最终却死于秦国的狱中，某种程度上，正是他所信奉的学说本身冷酷逻辑的牺牲品。这像是一个不祥的隐喻。
他能做什么？直言进谏？提醒皇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那无异于在皇帝燃烧的猜疑之火上再浇油。当年因为淳于越恢复分封的提议而引发焚书之祸，就是前车之鉴。在如今的嬴政面前，任何带有“限制皇权”或“体恤民情”意味的谏言，都可能被曲解为挑战与背叛。
那么，消极怠工？阳奉阴违？这更非李斯所能为。他的权力、地位、理想，甚至身家性命，都与这架帝国战车紧紧绑定。战车若倾，他必齑粉。他只能竭尽全力，驾驭着它，试图在布满荆棘的道路上，寻找一丝不至于车毁人亡的缝隙。
最终的抉择：在钢丝上继续舞蹈
窗外的天色透出些许灰白。李斯深吸了一口冰冷的空气，重新拿起笔。他摊开新的简牍，开始起草一份文书——一份关于如何进一步强化对民间“偶语诗书”、“以古非今”行为稽查，并完善连坐告奸制度的补充法令。
他的笔迹依旧沉稳有力，措辞依旧严谨周密，充分体现着法家的精髓。每一个字，都像是在他内心的天平上，为“迎合皇帝”那一端，增加着一枚沉重的砝码。
他知道，这份法令一旦颁布，又将有多少人会因此家破人亡，又会给本已紧张的帝国秩序增加多少压力。但他别无选择。或者说，他为自己选择了这条看似最“安全”，实则最危险的道路。
他只能在迎合中，试图施加一点点微小的、不易察觉的“修正”——比如，在法令细则中，稍微限定一下“妖言”的认定标准，避免过于泛滥；比如，在考核地方官吏时，暗中提醒他们注意“民力使用”的极限。
这是他所能做到的极限。在确保自身安全和地位的前提下，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帝国这架庞大机器的基本运转，延缓它彻底崩溃的时间。至于未来……他不敢深想。
“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这句他未来将在刑场上的哀鸣，此刻或许已在他心灵最深处，埋下了悲凉的种子。
笔尖在简牍上划过，发出沙沙的声响，如同春蚕食叶，又如同命运的绳索，在一点点收紧。李斯的目光重新变得坚定而冷硬，将所有矛盾与犹疑，都深深埋藏在那张属于帝国丞相的、不动声色的面具之下。
天，快亮了。新的一日，依旧是走在刀锋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