丞相府的书房，夜漏将尽。烛火在青铜灯树上摇曳，将李斯伏案的身影拉得忽长忽短，投在身后那排排装满律法简牍的木架上，如同一个躁动不安的幽灵。他刚刚审阅完来自东郡的后续奏报——关于对陨石事件周边区域进行“彻底清理”的确认文书，以及各地郡守因应此事、加大稽查“妖言惑众”力度的陈情。
空气中弥漫着墨臭与一丝若有若无的、来自遥远东方的血腥气。李斯放下笔，揉了揉酸胀的眉心，指尖冰凉。他没有立刻唤人添灯油，而是就着这渐弱的火光，陷入了一种深沉的、唯有独处时才敢流露的疲惫与矛盾之中。
他是李斯，大秦帝国的丞相，法家学说最坚定的实践者，皇帝意志最得力的执行者。他位极人臣，权势熏天。然而，此刻他心中盘桓的，并非位高权重的得意，而是一种如履薄冰的寒意，一种清醒目睹巨轮驶向冰山却无法、亦不敢全力转舵的无力感。
钢丝的左侧：迎合与生存
李斯太了解嬴政了。了解他那源自邯郸街头的、对混乱的深刻恐惧；了解他构建永恒秩序的宏大野心；更了解他晚年愈发炽盛、容不得半点违逆的掌控欲与多疑症。那颗陨石，那七个字，精准地刺中了皇帝内心最脆弱、最不可触碰的禁区。
在这种时候，任何为“可能无辜者”的辩解，任何对“扩大化清洗”的质疑，都会被皇帝视为软弱、不忠，甚至是与“诅咒者”同流合污的迹象。李斯深知，自己的权势完全依附于皇帝的信任。这份信任脆弱而苛刻，需要他时时刻刻展现出绝对的忠诚、绝对的坚定、以及绝对的高效。
所以，当皇帝下令彻查东郡、严惩不贷时，李斯没有丝毫犹豫。他第一时间调动了廷尉府最精锐的酷吏，下达了最明确的指令：不惜一切代价，揪出“真凶”，平息圣怒。他甚至主动提供了以往处理类似“妖言”案件的经验，建议扩大搜查范围和连坐规模，以确保“无有遗漏”。
这是他必须走的钢丝左侧——迎合皇帝的意志，哪怕是其中最偏执、最残酷的部分。这是他生存的法则，也是他实现自身政治抱负（将法家理念推行于天下）的必要代价。他告诉自己，这是为了维护帝国的稳定，为了震慑那些心怀叵测的六国余孽。用一时的、局部的残酷，换取整体的、长久的秩序……至少，理论上是如此。
钢丝的右侧：现实与隐忧
然而，作为帝国实际行政事务的最高负责人，李斯又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看到这架疯狂运转的暴力机器，正在对帝国的肌体造成何种深层的、隐性的伤害。
东郡的屠杀，表面上扑灭了“妖言”，但也彻底寒了当地民心。消息是封锁不住的，恐惧与怨恨如同地下暗流，在那片土地上蔓延、积聚。各地郡守为了表明立场、撇清责任，必然会变本加厉地推行严刑峻法，导致更多的冤狱，激化更多的矛盾。征发戍卒、修建宫室、开凿驰道灵渠、支撑北伐南征……本就绷紧的民力弦索，在这些层出不穷的“非常之事”的拉扯下，已发出濒临断裂的呻吟。
李斯审阅着全国上报的文书，他能从字里行间读到一种压抑的窒息感。黔首（百姓）并非麻木不仁，他们只是被迫沉默。而这种沉默，往往比呐喊更具毁灭性。他知道，纯粹依靠严法酷刑和恐怖威慑，可以维持一时的平静，却无法缔造真正的、可持续的稳固。韩非的理论中，也有“刑赏二柄”，强调恩威并施。但如今的皇帝，似乎只记得“威”与“刑”，而渐渐遗忘了“赏”与“恩”。
他想起自己年轻时，在楚国上蔡做小吏，观察仓中老鼠与厕中老鼠的不同境遇，从而悟出“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的道理。他奋力拼搏，西入秦国，凭借才智与权谋，一步步登上权力顶峰，不正是为了摆脱“厕鼠”的命运，实现“仓鼠”的安逸与尊荣吗？可如今，他感觉自己仿佛身处一座华丽却危机四伏的仓廪之中，外面的世界（六国余孽、民生疾苦）虎视眈眈，而仓廪的主人（皇帝）却因恐惧而不断收紧内部的枷锁，甚至可能在某个时刻，将他也视为需要清除的“硕鼠”。
内心的撕扯：帮凶与旁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