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的时间是黏在棉花上的秒针，每走一步都要拖着沉重的棉絮。陈立冬躺在病床上的第三天，晨光透过窗户照进来时，他盯着输液管里缓缓上升的气泡，数到第一百二十三个时，气泡破了——原来一分钟，能这么漫长。
手腕上的手铐已经磨出了淡红色的印子，金属贴在皮肤上，像块永远捂不热的冰。夜里他偶尔翻身，链条与床架碰撞的“咔哒”声会惊醒自己，梦里总出现母亲的手，攥着他的胳膊说“立冬，别去”，可他一睁眼，只有惨白的天花板和民警熬红的眼睛。
胃出血暂时止住了，可禁食水的日子像在沙漠里行走。护士每天用棉签蘸水擦他的嘴唇，棉签上的湿度刚碰到干裂的唇纹，就被体温吸干，只留下转瞬即逝的清凉，反而勾得喉咙里像着了火。他舔了舔嘴唇，尝到一丝咸涩——是唇瓣裂开的血，混着消毒水的味道，苦得他皱紧了眉。
静脉营养液顺着塑料管滴进血管时，胳膊里像灌了冰水，从指尖凉到心口。护士调快滴速时说“营养液得跟上，不然贫血更严重”，可陈立冬摸着胳膊上凸起的血管，总觉得这冰凉的液体救不了他——他的病根不在胃里，在心里，在那些贴过的假标签里，在母亲空了的药瓶里。
民警的轮班像钟摆一样准时。白班民警话少，总靠在门边看案卷；夜班民警会偶尔叹口气，给床头柜上的水杯添点热水。可无论谁值班，那道目光总在他身上——不是恶意，是职业性的警惕，像一张无形的网，把他困在“嫌犯”这个身份里。他想摸出枕头下的旧手机，看看母亲有没有发消息，却发现手机早被民警收走了，说是“案件相关物品”。
第二天下午，主治医生带着实习生进来时，白班民警先站了起来。医生姓周，四十多岁，眼镜片后的眼睛总带着审视的光，手里的病历本翻得“哗啦”响。“陈立冬，急性上消化道出血，失血性休克前期。”他的声音像手术刀，精准却冰冷，“止血只是暂时的，胃镜显示溃疡面有三厘米，边缘不规则，质地硬，得警惕癌变。”
“癌变”两个字像冰锥，猛地扎进陈立冬的耳朵里。他猛地想坐起来，手腕却被手铐拽得生疼，只能徒劳地抬起头，嘴唇哆嗦着：“医生……您说什么？癌变？”
周医生推了推眼镜，目光扫过他腕间的手铐，又快速移开，指着身后的显示屏：“你们看这张影像，溃疡边缘有增生，黏膜质地硬，这是高危信号。他长期熬夜、饮食不规律、精神压力大，这些都是诱因。”实习生们凑过去时，陈立冬盯着显示屏上模糊的黑影，那团阴影像个张着嘴的黑洞，要把他吸进去。
他想起母亲咳着血说“立冬，妈没事”，想起自己呕在塑料桶里的黑褐色黏液，想起阿杰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时的嘲讽——原来他的身体早被自己折腾垮了。如果真的是癌症，他怎么对得起母亲？那笔连胃镜都舍不得做的钱，现在要用来抗癌？他甚至能想象到母亲坐在病床前哭的样子，手里攥着他的诊断书，像攥着一块烧红的铁。
“后续需要做病理活检，明确诊断。”周医生的声音拉回他的思绪，“还有，血红蛋白68g\/L，重度贫血，必须输血。家属呢？需要家属签字确认。”
家属。陈立冬的喉咙像被堵住了，发不出声音。他能让母亲来吗？让她看到自己戴着手铐躺在病床上，听到“癌变”的消息？他仿佛已经看到母亲的脸，瞬间失去血色，咳得更厉害，手里的药瓶“哐当”掉在地上——不行，绝对不行。
“他母亲身体不好，来不了。”白班民警突然开口，声音比平时低了些，“家里就母子俩，他母亲还有哮喘。”
周医生愣了一下，看着陈立冬惨白的脸，笔尖在病历本上顿了顿，没再追问：“那按程序走，联系血站调血，活检明天安排。”他走的时候，又看了陈立冬一眼，那眼神里多了点什么——不是同情，是一种复杂的惋惜，像在看一株长错地方的野草。
病房里又安静下来，只有输液的“嘀嗒”声。陈立冬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突然觉得那裂缝像张嘴，在嘲笑他的无能——连生病都不能让母亲知道，连治疗都要靠警察垫付。他摸了摸手腕上的印子，冰凉的金属硌得他疼，可这疼远比不上心里的慌——活检结果要是不好怎么办？输血的钱谁来付？母亲要是发现他不见了，会不会急得犯病？
傍晚时，护士来抽血配型。针头刺破皮肤时，他没像上次那样打寒颤，只是盯着真空管里的血——暗红色的，像他贴过的假酒标签上的印泥。护士拔针时说“明天就能输血了，别担心”，可他怎么能不担心？这血是救他的命，还是让他多活几天，好去监狱里受刑？
就在这时，病房门被推开了。一个穿黑色夹克的男人走进来，肩宽背厚，眼神像鹰一样利。白班民警立刻站了起来，语气恭敬：“李队。”
被称作李队的男人点了点头，目光直接落在陈立冬身上。他没像民警那样站着，而是拉过一把椅子，坐在病床边半米远的地方——这个距离不远不近，却像有股无形的压力，压得陈立冬喘不过气。
“陈立冬，市局经侦支队李明。”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穿透力，“你参与的制假售假案，归我们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