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途”酒吧的霓虹招牌，在夜色中像一只慵懒而诱惑的眼睛。陈立冬已经习惯了这里颠倒的作息，习惯了空气中永不消散的烟酒混合气味，也习惯了在震耳的音乐声中，捕捉客人含糊的点单指令。
他的调酒技艺依旧生涩，远不及阿杰那般行云流水，但至少不会再把金酒和威士忌搞混，也能磕磕绊绊地调出一杯不算难喝的“自由古巴”。更多时候，他仍是那个穿梭在卡座与吧台之间的服务生，只是眼神里少了几分最初的惶惑，多了几分麻木的熟练。
他开始真正理解阿杰口中的“隐形酒单”。那不仅仅是以次充好、偷梁换柱的小伎俩，更像是一套在特定空间里通行的、心照不宣的“炼金术”。它将廉价的酒精、色素和糖浆，通过花哨的名字和浮夸的表演，点化成客人眼中价值不菲的“琼浆玉液”，也点化成酒吧账面上滚动的利润和他们这些服务生赖以生存的小费。
强哥是这套炼金术的总设计师。他时常把陈立冬叫到一边，用过来人的口吻“点拨”：
“看见那桌没？俩男的带仨女的，一看就是来充场面的。推‘蓝色魅惑’，就说基酒是法国进口的，其实里头大半是蓝橙力娇和雪碧。”
“角落里那个穿西装打领带的，一个人喝闷酒，眼神发直了。给他续杯的时候，多加点冰，少放点酒，他喝不出来，还能多卖几杯。”
“还有，记住那些常客的喜好。王总喜欢他那杯‘教父’里的杏仁味重一点，李姐的‘大都会’一定要用蔓越莓汁，颜色要漂亮……把他们伺候舒服了，手指缝里漏一点，比你伺候十桌生客都强。”
陈立冬沉默地听着，记着。他发现自己仿佛分裂成了两个人。一个在表面上，是恭敬、勤快、偶尔带着腼腆笑容的服务生“冬子”；另一个在内心深处，则是一个冷静甚至冷酷的观察者和计算者，精准地评估着每一桌客人的“价值”和“可操作性”，并在心里默算着可能带来的额外收入。
他学会了在递上酒水单时，用看似随意的语气“推荐”利润最高的几款特调；学会了在客人犹豫时，巧妙地暗示某款酒是“女士最爱”或“成功人士的选择”；甚至，在给那些明显已经神志不清的客人送酒时，他会下意识地加快脚步，避免被对方拉住没完没了地倾诉——时间就是金钱，在这里，倾听也是需要计算成本的。
这种异化悄无声息，却又无比深刻。他想起在缅北，刀疤王是用暴力和恐惧将他们变成诈骗机器；而在这里，强哥和阿杰们，则是用更温和、更隐蔽的方式，用金钱和生存压力，将他打磨成一部精于算计的服务机器。两者形式不同，但内核都指向同一个结果：人性的某种部分被剥离、被工具化。
收入确实比在工地和跑外卖时稍好一些，也稳定一些。他将大部分钱依旧寄给父亲，自己留下仅够糊口的部分。但他常常在深夜打烊后，看着手机里增加的余额，感到的不是喜悦，而是一种空洞和肮脏。这些钱，沾着虚假的宣传、兑水的酒精，以及他对那些醉酒者痛苦视而不见的冷漠。
这天晚上，酒吧来了一个特殊的客人。那是一个看起来不过二十出头的年轻男孩，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裤和一件印着模糊乐队logo的旧t恤，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他点了一杯最便宜的啤酒，然后就缩在角落的阴影里，一动不动，眼神空洞地望着喧闹的舞池，像一尊凝固的雕像。
陈立冬给他送酒时，注意到男孩的手指在微微颤抖，脸色苍白得吓人。他没太在意，这样的失意者在这里并不罕见。
然而，随着夜色加深，男孩面前的空啤酒瓶越来越多，他的状态也越来越不对劲。他开始低声啜泣，肩膀剧烈地耸动，然后猛地将头埋进臂弯里，发出压抑的、如同受伤野兽般的呜咽声。
周围的客人投来或好奇或厌恶的目光。强哥皱了皱眉，示意陈立冬过去看看。
陈立冬走过去，犹豫了一下，还是拍了拍男孩的肩膀：“先生，你没事吧？需要帮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