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焕，便是其中一员。他出身关中普通吏员家庭，因聪颖好学被选入清辉学堂，系统学习了秦篆、算术、律法基础以及农桑概要。
他不仅学业优异，更重要的是，他对陛下的“书同文”政策有着近乎信仰般的认同。他被派往旧楚文化核心区域的南郡，担任郡学副学官，辅助郡守推行教化。
王焕们带来的，不仅是朝廷颁发的标准化教材
——那些刻在整齐竹简或写在轻便帛书上的《秦文基础》、《算术启蒙》、《农桑辑要》、《律法浅释》；更重要的，是他们身上那股源自清辉学堂的务实、高效、严谨的新风气。
南郡郡学原本找来的当地儒生，打算按照传统教授《诗》、《书》，但王焕坚持教学必须以秦篆为唯一工具，教材内容必须围绕朝廷规定的科目展开。
他亲自示范秦篆的笔画结构，将律法条文编成易于记诵的歌诀，用算术解决田亩赋税的实际问题。他带来的《农桑辑要》，其中记载的关中先进的耕作技术，让当地一些老农都啧啧称奇。
这种直接与生产、生活、律法相结合的“实学”，虽然起初被一些守旧文人鄙夷为“功利”，但其强大的实用性，却逐渐吸引了部分开明士绅和庶民子弟。
王焕们就像高效的催化剂，加速着地方知识体系向咸阳标准靠拢的进程。
如果说清辉学子是“种子”，那么紧随其后的“考课”制度，则是催生种子发芽、成长的“阳光雨露”，或者说，是悬在每一位地方官头顶的“功过尺”。
朝廷的考课体系，本就以严苛细致着称，涵盖了户口、垦田、赋税、刑狱、徭役等方方面面。
而这一次，丞相府与御史大夫府联合下文，明确将“兴学成效”纳入地方官岁末考课的核心指标，其权重，甚至超过了某些传统的经济指标。
诏令细化成了冰冷的数字和必须达成的目标：
郡学必须在诏书下达后半年内正式开课，县学则必须在一年内完成。
郡学、县学需招满额定生员，且需有相当比例来自非官吏家庭的“良家子”。
每年岁末，各郡需向朝廷汇报学子学业情况，其中“能熟练书写秦篆的学子比例”被列为硬性考核项，要求逐年提高。
郡学教习需由朝廷认可，通常是清辉毕业生或通过特定考核者，县学师资也需备案。
这柄“考课之剑”一出，所有心存观望、试图敷衍的地方官们，瞬间坐不住了。
陇西郡守立刻召集属下，拍着案几道：“都听清楚了！办学不再是可有可无的闲差！校舍修建，立刻从府库拨付钱粮，择最优之地！
师资？给我去找！但凡通晓文墨者，都可举荐，再由郡里考核！生员？晓谕各乡里，凡送子弟入学，可酌情减免部分徭役！”
原齐地的那位县令，再也无法“虚与委蛇”。他愁眉苦脸地看着考课条文，对主簿叹道：“这‘熟练秦篆比例’一项，分明是要绝了六国文字的根啊！罢了罢了，前程要紧。
立刻张榜，重金延聘能教授秦篆的先生，本县亲自督查县学进度！”
旧楚地的郡丞，虽然内心抵触，但更畏惧考课不佳带来的惩罚
——丢官罢职都是轻的，严苛的秦法下，甚至可能累及身家性命。他不得不收起对楚辞的偏爱，开始督促子弟学习那些在他看来“缺乏韵味”的秦篆。
一时间，帝国上下，从郡城到县邑，掀起了一股兴学建校的热潮。原本可能拖延数年的校舍修建工程迅速立项、日夜赶工；原本可能虚报的师资名额，开始被认真物色、考核；
原本对官学持怀疑态度的百姓，在政策优惠和地方官的劝导或半强制下，也开始将子弟送入学堂。帝国的官僚机器，为了自身的生存与晋升，以前所未有的效率，推动着这项文化政策的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