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后的第二天，
“取玺来。”嬴稷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
片刻后，一枚沉甸甸的、象征着至高皇权的皇帝玺印，被郑重地盖在了早已拟好的诏书上。印泥朱红，如同烙印，将皇帝的意志永久镌刻其上。
这道诏书，很快便通过四通八达的秦驰道驿站系统，以最快的速度明发天下。它不是普通的政令，而是一份宣告文化帝国开端的檄文：
“朕膺天命，混一四海，抚有兆民。赖宗庙之灵，将士用命，方得寰宇廓清。今虽疮痍初复，然仓廪渐实，黎庶稍免饥寒流离之苦。
此非可安享之时，实乃肇基万世之机也。夫立国之道，教化为本；强邦之要，育材为先。故民不可无学，学不可无序。”
“着令各郡县，仿咸阳清辉学堂之制，普设官学。郡设‘郡学’，为一郡文教之冠冕，培育俊彦，明经通律；县立‘县学’，乃一方教化之根基，启迪童蒙，知书识礼。
均需延聘德行端正、通晓经义之师儒，教授良家子弟。”
“凡我大秦官学，无论郡县，其教习文字，当以博士宫群贤厘定、朕亲颁之秦篆为唯一正字。诸生习文以载道，演算以明理，皆须恪守此范。
以使书同文，语同轨，断绝异字淆乱之弊，令王化政令，如臂使指，通行于天下而无阻。”
诏书的文字，典正铿锵，每一句都经过精心锤炼。“膺天命”、“混一四海”确立了法理与功业的基础；“仓廪渐实”点明了行动的时机；“兴庠序之教”标举了崇高的目标；
而“仿咸阳清辉学堂之制”则指明了具体路径，将咸阳的经验作为模板推向全国。最核心，也最不容置疑的，是那句“以秦篆为准一正字”。
“准一”二字，斩钉截铁，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它不仅是规范，更是命令，是文化领域的一场强制性革命。
诏书一下，果真如同在表面平静的湖面投入了一块千钧巨石。然而，这涟漪的形态与内涵，确与数年前那场同样强硬的货币改革有所不同。
货币改革，直接触及利益。收缴六国旧币，推行秦半两，那是真金白银的争夺，反抗是直接的、激烈的，甚至伴随着血雨腥风。地方豪强、旧贵族利益受损，怨声载道，虽被强力压制，但暗流始终涌动。
而这道兴学诏书，在许多人看来，却显得有些“务虚”。尤其是那些地处偏远、或有着深厚旧国背景的郡守县令，接到诏令后，反应各异，但普遍存在一种轻慢的观望情绪。
陇西郡的郡守，是老秦人，对陛下自是忠心，但心里也在嘀咕：“办学？娃娃们识几个字自然好，可这能当饭吃，能增强军力？眼下修路、屯田、缉盗，哪样不要钱要人？这学堂，做做样子，应付过去便是。”
原齐国故地的一位县令，出身儒生，对秦的“苛法”本就心存不满，私下对心腹道：“秦人重法轻礼，如今也要兴‘庠序之教’？怕是只教些律令条文，培养刀笔吏罢了。
与我齐鲁诗书礼乐之教，岂可同日而语？且看他如何施行，我等虚与委蛇即可。”
旧楚地的一位贵族出身的郡丞，更是带着几分不屑：“我楚地文化瑰丽，屈宋辞赋，天下传唱。岂能尽弃所学，去习那笔画僵硬之秦篆？此令恐难持久，不必过于认真。”
于是，在最初的几个月里，许多郡县只是象征性地张贴告示，或者将一些闲置的旧屋划为校舍，上报的师资也多是凑数，进展缓慢。他们以为，这阵风头过去，便一切照旧。
然而，他们很快发现，陛下的决策，从来不是无的放矢。这一次，朝廷的举措环环相扣，远超他们的想象。
首先到来的，是“种子”。
来自咸阳清辉学堂的第一批共计一百二十名“优等生”，在隆重的授命仪式后，如同经过精心挑选的禾种，被有计划地派遣至帝国各重要郡治。
他们不仅仅是毕业生，更是嬴稷教育理念的活体载体，是标准化、可复制的“文化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