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总不能天天输吧？你看看！”大姐指了指面前堆叠的筹码，
脸上终于露出点得意的笑容，爽朗的笑声在嘈杂的背景音里格外清晰。
接下来的三四天，时光仿佛被复制粘贴。
美高梅璀璨的穹顶下，相似的场景日复一日上演：
筹码的碰撞声、荷官的唱牌声、赌客的叹息或欢呼。
偶尔遇到“小不点”，彼此会心照不宣地问候一声“战况如何”。
此时的“小不点”，胆子明显肥了不少，下注时两千、三千的筹码也敢往桌上推了。
记得有次随口问她：“住哪呢现在？”
“还能住哪？”她耸耸肩，语气平淡，
“自己掏钱住酒店呗，一个礼拜六千人民币左右。”
“美高梅没给你送房间？”我有些诧异。
“我才不要他们送，”她撇撇嘴，带着点倔强，“再说，我又没在他们这儿刷卡。”
转折发生在第五天的下午。
吸烟室里，我又撞见了那个眼镜男。
他正和一个兑换仔低声交涉，对方报出的汇率冰冷生硬：
“一比一。”眼镜男脸上写满了为难和犹豫，手指无意识地搓着衣角。
看着他那副窘迫样，我心头一软，忍不住开口：
“得了，来我跟你换吧，按正常价给我就行。”
眼镜男一听，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脸上瞬间多云转晴，忙不迭地加了微信转账。
这个简单的举动，帮他省下了两百多块的汇率差。
钱一到手，他嘴里嘟囔着“去置地翻本”，身影很快消失在走廊尽头。
我住的地方，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胖姑娘留下的房间只住了两晚权限就到期了。
所幸大姐用她在赌场积累的积分，顺手帮我开了一间房——
这对在澳门有房产的她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对我却是雪中送炭。
晚上十点多，那个熟悉的身影又蔫头耷脑地出现在我们附近——是眼镜男。
他愁眉苦脸，整个人像被抽掉了骨头，失魂落魄地倚在栏杆边。
这副神情，在赌场里就是最直白的告示牌：输光了。
到了凌晨一两点，他还在我们这张台子附近徘徊，不玩牌，也不像有事，
就那么可怜兮兮地站着，眼神空洞地望着喧嚣的赌桌。
我忍不住问他：“什么情况？还不找地方休息？”
他嗫嚅着，声音低得几乎听不清：
“晚上…没地方睡了…”
（后来我才深刻体会到，在澳门这个不夜城，露宿赌场角落或街头的人，每天都有增无减。）
“这还不简单？”我几乎没多想，觉得出门在外互相帮衬是理所应当，
“跟我睡吧，房卡给你。”
我把备用房卡递给他，想着只是举手之劳，
“我跟大姐少爷还得接着战斗，你先上去休息。”
他接过房卡，千恩万谢地走了。
就是这个当时觉得微不足道、甚至带着点侠义之气的举动，
在日后回想起来，却让我对一切戴眼镜的瘦子，都条件反射般地生出一种难以言喻的反感。
那感觉，像吞了只苍蝇，吐不出，咽不下，哽在喉间，
提醒着自己某个尚未揭晓的、令人不快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