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房间随手丢下那个刺眼的古驰鞋盒，我几乎是雀跃着下楼，
想在大姐面前“不经意”地嘚瑟一下新战靴。
刚找到她，还没等我开口，大姐的目光就精准地落在我脚上，嘴角一弯：
“啧啧，你这名字是真没起错，就那么喜欢‘笑’啊？”
一句话像盆冷水，浇得我满腔得意瞬间偃旗息鼓，
只剩尴尬地摸了摸后脑勺，灰溜溜地挨着她坐下。
目光下意识地往下一扫——
大姐脚上那双款式更经典的Gui，价格标签在我脑海里自动闪现，比我那双只高不低。
一股复杂的情绪涌上心头，像被细针轻轻刺了一下：
有些人奋斗的终点，不过是另一些人习以为常的起点。
这认知来得如此清晰，又带着点难以言喻的涩然。
“大姐，你这会儿战况如何？”我转移话题，试图掩饰那点不自在。
“嗨，本来赢了一点，手气又回去了！”
大姐摆摆手，语气带着点赌徒特有的、输赢看淡的豁达（或者麻木）。
这时，一个瘦削的身影凑了过来。
看着比我大几岁，个子矮我半头，架着一副厚厚的近视眼镜，镜片后的眼神有些游移不定。
他自顾自地搭话：“大姐，您是北京人吧？我河北的。”
“嗯，算是吧。”大姐随口应了一句。
“嘿，那咱算半个老乡！”眼镜男似乎找到了话头，脸上堆起笑容。
大姐只是扯了扯嘴角，没再接腔。
接下来的大半靴牌时间，他就杵在旁边，有一搭没一搭地找话题。
我和大姐偶尔出于礼貌回一两句，心思全在牌路上。
荷官示意换牌间隙，大姐起身去洗手间。
我也趁机想去吸烟室过过瘾。
刚要走，眼镜男凑近一步，声音带着点讨好：
“哥们，有烟吗？我的抽完了。”我抽出一根递给他。
吸烟室里烟雾缭绕。
眼镜男一边吞云吐雾，一边絮叨着他的“悲惨”经历：
带来的几万块输光了，正等着朋友转账救急，无聊才到处晃荡。我耐着性子听了几句，
只觉得索然无味，掐灭烟头就回到了赌台。大姐也回来了。
新牌拆封，按规定若无人下注需“飞”六口牌。
大姐显然没这耐心，飞了三口就迫不及待地重新投入战斗。
我依旧扮演着忠实的“拉拉队员”，兜里揣着港币，却提不起半点下场的兴致。
眼镜男又幽灵般地晃悠回来，时不时插句话。
我们敷衍地应着，注意力始终在牌桌上。
又一靴牌结束。
换牌空档，大姐从她精致的包里掏出一张千元港币，径直塞进了旁边的“饺子机”
（角子机）投币口！手指在按键上飞快地按着“17.6”（一个常见的押注组合）。
我在旁边看得一头雾水。
新牌换好，大姐机器里的余额只剩可怜巴巴的几块钱。
她面无表情地退出那张几乎被“吞”光的票券，随手塞回包里，
仿佛只是处理了一张废纸，转身又专注地玩她最爱的“乐乐”去了。
没多久，大姐家的少爷晃悠回来了，笑嘻嘻地凑近：
“妈，玩得咋样了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