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的未央宫在规划海洋与丝路时，洛阳的皇宫深处，也弥漫着一种压抑的紧迫感。先帝曹丕早逝，今上曹叡虽非庸主，然面对西线惨败、长安失守，国力大损的局面，亦不得不收起锐气，采纳重臣建议，暂缓大规模军事行动，转而固本培元，以求恢复。
从刘备去世到如今，曹魏并非毫无作为。主导内政改革的，主要是老臣陈群。
九品中正制的深化与“人才壁垒”：陈群将其首创的“九品官人法”进一步系统化、精细化。各州郡中正官的选拔、考评标准更为严格，力图将品评人才的权利更牢固地掌握在中央和世家大族手中。此举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稳住了内部士人之心，尤其对于那些担心蜀汉“唯才是举”政策会冲击自身地位的北方世家大族而言，九品中正制像是一道护身符。它有效地遏制了北方士人尤其是中下层寒门才俊大规模西奔长安的势头，为曹魏保住了一定的人才基础。然而，其固有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弊端，也在无形中埋下了僵化的种子。
水利与屯田的有限恢复：曹魏同样重视农业恢复。在淮南、淮北、汝南等传统产粮区，组织人力修复因战乱损坏的陂塘渠堰，扩大军屯与民屯规模。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国库收入缓慢回升，百姓得到喘息之机。然而，其规模和成效，更多是恢复性质的，缺乏革命性的技术突破和管理创新，与蜀汉那边轰轰烈烈的“诸葛犁”推广、新式肥料的尝试、以及官方的强力组织推动相比，显得保守而缓慢。
对蜀汉新政的雾里看花：对于西边那个老对手搞出的种种动静，曹魏方面并非一无所知。通过商旅细作、边境逃人乃至望侯等手段，零碎的信息不断传回洛阳。
“诸葛亮在鼓励生孩子，生得多有赏……”
“蜀汉在裁军，好多兵士解甲归田了……”
“长安设了个‘格物院’，招揽些奇技淫巧之徒，不知捣鼓什么……”
“听闻在修路，路修得甚宽……”
“似在与西域胡商接触……”
这些信息支离破碎，听起来光怪陆离。在曹魏大多数官员看来：
鼓励生育：虽是善政，但见效慢，且耗钱粮，不足为虑。
裁军：更是天大喜讯！诸葛亮自毁长城！定是国力不支，无法供养大军所致。他们完全无法理解“预备役”的概念
格物院：被视为墨家余孽般的玩意儿，士大夫阶层普遍鄙夷，认为不成体统，于国无益。
修路、通商：被认为是与民争利，或是为了敛财以弥补军费不足。
总体判断是：诸葛亮在穷兵黩武之后，终于力竭，开始搞些休养生息、甚至不务正业的把戏以维持局面。其国力或许在恢复，但短期内难有大作为。
然而，唯有一事，让曹魏最高层寝食难安，并投入了大量精力去打探——蜀汉的军制改革。
边境的魏军斥候和深入敌后的暗探，主要目标都盯紧了蜀军的变动。他们观察到：
蜀军大规模裁撤旧员，尤其是收编的东吴和陇西降卒。
保留下的部队调动频繁，训练强度不降反升，装备似乎也在更新换代，透着一种诡异的精悍气息。
边境郡县出现了一种奇怪的“乡兵操练”，农闲时集结，由退役老兵带领，练习阵型和使用制式兵器，然后又被解散回家种地。
边境要塞的武库似乎在扩建。
这些情报被不断汇总到洛阳，送到了曹叡和司马懿的案头。
公元236年，洛阳，魏宫。
来自蜀汉的“惊天秘闻”通过各种隐秘渠道，最终汇聚于曹魏朝廷。当裁撤名单、各地武库初步建立、大量士兵返乡的迹象等等确凿证据摆在眼前时，曹魏君臣的第一反应不是警惕，而是难以置信的狂喜和嘲讽。
“哈哈哈！八十万！诸葛亮竟自断其臂！此老匹夫，莫不是失了心智？”大将军曹真在朝堂上放声大笑，声震屋瓦，“刘备一死，果真无人能制此狂徒矣！陛下，此乃天赐良机！蜀汉空虚，正宜速发大兵，三路并进，一举踏平巴蜀，成就千秋功业！”
群臣纷纷附和，弹冠相庆，仿佛蜀地已如探囊取物。就连一向老成持重的陈群等人，也觉得诸葛亮此举太过匪夷所思，若非昏聩，绝不可能行此自毁长城之事。
唯有太尉司马懿，眉头紧锁，沉默不语。他仔细翻阅着密报的每一个细节：裁军并非无序溃散，而是有章法地登记造册；士兵返乡伴有授田、赏赐；各地似乎在建立一种名为“武库”的设施……这不像昏聩，反倒像……一场精心策划的变革？
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裁掉八十万军队，如何还能保持甚至增强战力？这完全违背了冷兵器时代“人多力量大”的常识。“莫非……其中有诈？欲诱我深入？”他沉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