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河三角洲的晨雾裹着盐腥气，升龙府残破的城楼上，段无咎的鎏金护甲刮过新铸的“安南承宣布政使司”铜匾。匾额边沿还凝着夜露，像极了李朝遗老们未干的泪痕。卯时的梆子声里，三百大理文官在太庙前接过青玉印绶——这是用李朝皇室宗祠的青铜鼎熔铸的官印，印纽刻着天龙学院的镇山虎纹。
红河的水汽裹着稻谷的清香漫过升龙府的街巷，段无咎的赤色军旗插在城头不过月余，街市已换了人间。晨光未起时，坊间的石板路上已响起马蹄声——四海商行的伙计赶着牛车，将新铸的“安南通宝”送往十二座官仓。钱币边缘的细密纹路在火把下泛着冷光，那是用大理独有的冷锻钢模压出的防伪纹，寻常铁匠仿不出半分。
卯时刚过，天还蒙蒙亮，北城门的告示墙前就已经挤满了交趾百姓。他们或站或蹲，交头接耳，议论纷纷，都在等待着税吏张贴新的田赋法令。
不一会儿，税吏们终于出现了。他们敲着铜锣，穿过人群，来到告示墙前。其中一名税吏展开一张巨大的纸张，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这就是新的《九等田赋令》。
税吏清了清嗓子，开始逐字逐句地念给那些不识字的农人听：“上等水田亩产五石，纳税一斗；下等旱地产两石，纳半斗……”
人群中，几个老农蹲在墙角，掰着手指头，仔细地计算着。他们浑浊的眼珠渐渐发亮，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原来，李朝旧制不分田亩好坏，统统按三成收税，这让许多薄田人家苦不堪言。而如今的分等法，根据田亩的产量和质量来确定纳税额度，无疑让这些薄田人家松了一口气。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对新法令感到满意。在人群的角落里，有一个人低声咒骂着。他是李朝太尉家的管家，他家拥有万亩良田，原本以为可以继续享受高额的税收优惠，没想到却被定为“特等”，税赋翻倍。
那管家心中愤愤不平，他觉得这一定是税吏们故意刁难。于是，他走上前去，想要给税吏们塞些银子，好让他们通融通融。
可是，当他看到税吏手中的丈量杆时，顿时愣住了。那根丈量杆上刻着天龙学院的密纹，杆头的铁锥更是能够扎入土中三寸，以检验土地的肥力。这显然是做不了假的。
那管家不甘心，还想再争辩几句。这时，税吏突然从袖中掏出一本《洗冤录》的抄本，翻到其中一页，上面清清楚楚地记录着他家主历年虚报田亩的罪证。
那管家见状，吓得脸色惨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知道，自己这次是遇到硬茬了，再怎么耍手段也无济于事。
辰时三刻，原交趾户部衙门改成“南疆抚民司”。大理来的州判官周文远正翻着《鱼鳞黄册》，册页间夹着四海商行的密账，朱砂圈出的田产数字精确到亩。他身后站着两名天龙学子，二人垂手而立，神态恭敬而谦虚，这是马芊芸定的规矩：凡五品以上官员，须配学子监政。
“北江府同知何在？”
堂下跪着的交趾旧吏抖如筛糠，他昨日刚用三箱翡翠打点过周文远，却不知学子早将贿赂记录在《洗冤录》副本。午时未到，十二名贪墨官吏被扒了官服，胸口刺着“赎罪”二字押往修路营——他们的家产变成三百车青石，正铺在通往大理的官道上。
巳时，太阳已经高高地爬上了东市的旗杆，将温暖的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新设的“官秤台”前，一条长龙般的队伍正缓缓向前移动着，人们都在等待着称量自己的货物。
马芊芸站在“官秤台”旁，亲自盯着匠人调试那台青铜秤砣。秤杆上刻着清晰的汉字斤两，而秤杆上的星子则是用一种特殊的药液浸泡过的，一旦遇到热气就会显现出鲜艳的红色，这样就可以防止有人篡改秤砣的重量。
这时，粮商王老五缩着脖子，小心翼翼地走上前来，将他的麻袋递给了官秤台的伙计。伙计熟练地打开麻袋，舀出一斗米，然后将其倒入了官秤中。
然而，就在这一刹那，只听见一阵轻微的机关暗响，斗底竟然漏出了半升陈米！而这半升陈米，正是王老五之前偷偷掺入的砂石。
马芊芸见状，柳眉一竖，厉声道：“好你个王老五，竟敢在官秤上动手脚！来人啊，把他的外衫给我扒了，绑在旗杆下示众！”
王老五吓得脸色惨白，想要辩解，但在马芊芸的威严面前，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很快，他就被扒去了外衫，五花大绑地绑在了旗杆下，胸口还贴着一张写有“奸商”二字的黄纸。
这一幕引起了周围人群的一阵骚动，人们纷纷指指点点，对王老五的行为表示谴责。就在这时，人群中忽然挤出一个少年，他用生硬的汉语喊道：“我家米铺不掺假！”
马芊芸闻言，转头看去，只见那少年虽然年纪不大，但眼神坚定，一脸正气。她微微一笑，对少年说道：“哦？你家米铺不掺假？那好，我给你这块‘忠信商牌’，凭此牌，你可以优先购买官盐。不过，作为代价，你每月须送十石粮平价卖给孤寡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