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多了。”我指着窗外，“楼下茶农卸茶，是物质生产实践——他们种茶、制茶，给大明提供茶叶，这是咱们生存的基础；昨天的审判，是社会政治实践——咱们惩贪腐、护民生，调整社会关系，让百姓活得安心；农技员研发新茶种，学堂里先生教孩子读书，是科学文化实践——咱们提高生产技术，传承文化，让大明能一直发展。你奶奶当年修水渠，是物质生产实践；你母后和加盟省谈司法协作，是社会政治实践；咱们编《大明国刑律典》，也是社会政治实践——这些都是实践，都有三个特征：客观物质性（靠手、靠工具、靠土地），主观能动性（有目的，不是瞎做），社会历史性（不是一个人能做的，要靠大家，还要跟着时代变）。”
静雯突然想起什么，从包里拿出一张照片，是草原省的牧民在查草场的照片，“姑母，巴特尔大叔说，去年草原上有些牧民超载放牧，草场退化了，他们就一起定了‘轮牧制度’，现在草场又绿了。这也是实践吧？”
“当然是，还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我接过照片，牧民的笑容在照片里很亮，“这就说到‘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首先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茶农种的茶、牧民养的羊、工人造的摩托车，都是百姓的手做出来的，没有这些，大明的日子就过不下去；然后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千叶县的采茶调、草原的牧歌、农民的谚语，这些都是百姓在生活里创出来的，比朝堂上的文章更有生命力；最后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周富贵的案子，是刘阿姨举报、老周拿证据、巴特尔协助查的，要是没有百姓，咱们怎么能揪出贪腐？你奶奶常说‘基层的百姓，是大明的根，根扎得深，树才能长得高’，就是这个道理。”
静雯把照片夹进笔记本，“那‘真理的检验标准’呢？怎么知道咱们的政策是对的？比如建加工厂、修水渠、和加盟省贸易。”
“靠实践。”我拿出一份《法兰西加盟省茶叶贸易报告》，上面写着“均平二十八年四月，大明茶叶对法出口量增长50%，税收增长20%，法兰西葡萄酒对明出口增长30%”，“之前有人说‘和加盟省贸易会吃亏’，这是逻辑证明，是想法；但咱们实际做了，出口多了，税收多了，百姓能喝到葡萄酒，加盟省能喝到好茶，这就是实践的结果，证明这个政策是对的。还有修路，之前有人说‘路修了也没人走’，但现在茶农骑着摩托车拉茶，一天能跑两趟县城，收入翻了倍，这就是实践检验真理——实践有直接现实性，能把想法变成事实，好的想法变成好事实，坏的想法变成坏事实，骗不了人。”
我喝了口茶，接着说：“就像你奶奶当年修水渠，有人说‘没用’，但水渠修通后，稻苗活了，农民收了粮，这就是实践检验了‘修水渠’这个想法是对的。逻辑证明能帮咱们想问题，但不能替代实践——你再怎么算‘水渠能灌多少田’，不如实际修起来灌一次试试。”
静雯翻开《大明国刑律典》，翻到“民生至上”的条款，“姑母，那‘社会基本矛盾’呢？比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怎么用大明的事讲？”
“你看这个d1摩托车。”我指着图纸，“之前茶农用扁担挑茶，一天只能挑五十斤，这是生产力低；现在用摩托车，一天能拉五百斤，这是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关系就得变——之前是茶农自己找贩子，现在咱们建茶叶交易市场，统一规范价格，这就是生产关系调整，适应生产力。要是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关系不变，比如还让茶农挑茶卖，那摩托车造出来也没用，生产力就被憋住了。”
我又拿出一份《大明贸易法规修订案》，是根据和加盟省的贸易情况改的，“再看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咱们和加盟省的贸易多了，经济基础就变了（茶叶、葡萄酒的交易量增加，税收增加）；上层建筑就得跟着变，比如修订贸易法规、建立司法协作机制，这样才能维护贸易的稳定。要是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不变，比如还用老法规管新贸易，就会出问题。你母后当年说‘贸易走多远，规矩就得跟多远’，就是这个道理——经济基础是根，上层建筑是枝叶，根长了，枝叶也得长。”
静雯把这些文件都整理好，按《韵澜思想》《秀英思想》《常静徽思想》分好类，“姑母，这么说，《大明民主主义哲学》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用咱们大明的事讲明白，用奶奶、母后的实践做例子，再融上咱们的传统文化，最后为了让百姓过好日子？”
“对，就是这个意思。”我把《大明民主主义哲学》初稿递给她，扉页上写着三句话：“以《韵澜思想》为基——民生为天，民心为秤；以《秀英思想》为纲——基层为本，务实为要；以《常静徽思想》为领——通达四海，协和万邦。”“你看这三句话，就是咱们哲学的魂：‘民生为天’是马克思主义‘人民至上’的大明化，‘基层为本’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第一’的大明化，‘通达四海’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的大明化。咱们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硬搬过来，而是把它融在大明的土里，浇上百姓的汗水，长出咱们自己的庄稼——这庄稼就是百姓的好日子，是路平、茶甜、心安。”
窗外的阳光越来越暖，楼下传来茶农的笑声，他们正把新茶装上d1摩托车，准备运往县城。静雯拿起初稿，认真地读着扉页上的话，声音越来越响：“民生为天，民心为秤；基层为本，务实为要；通达四海，协和万邦。”
我看着她，想起均平十五年在滇南县的田埂上，她才十岁，拿着一根稻穗问我：“姑母，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我当时说：“就是让稻穗长得饱满，让农民能吃饱饭。”现在她长大了，能读懂这些哲学道理了，也能明白，这些道理最终都要落到稻穗、茶叶、摩托车上，落到百姓的笑容里。
“姑母，”静雯合起初稿，眼里闪着光，“我下午就把这些道理整理成小册子，发给各个省的基层官，让他们也像奶奶那样，带着百姓做实事，用实践检验政策，用民心衡量对错。”
“好。”我拍了拍她的手，“记住，咱们的哲学不是写在纸上的，是走在田埂上的，是修在山路上的，是握在百姓手里的。你奶奶当年没读过多少书，但她懂‘务实为要’；你母后没讲过多少大道理，但她懂‘协和万邦’；咱们写《大明民主主义哲学》，就是要把这些百姓都懂的道理，用哲学的话说清楚，让更多人知道，大明的好日子，是靠唯物论、靠辩证法、靠实践、靠百姓，一点点干出来的。”
静雯点点头，提起食盒准备走，又回头说：“姑母，晚上我让厨房做奶奶当年常做的杂粮饭，咱们边吃边聊奶奶修水渠的事，好不好？”
“好啊。”我看着她的背影，又看向案上的《大明民主主义哲学》初稿，阳光落在“民生为天”四个字上，像镀了一层金。我知道，这本初稿会越来越厚，因为大明的百姓会不断用实践写出新的内容——茶农的新茶种、工人的新摩托车、牧民的新草场、加盟省的新贸易，这些都会成为《大明民主主义哲学》最鲜活的注脚，成为马克思主义在大明大地上，最生动的本土化实践。
夜深了，我还在案头修改初稿，把白天和静雯说的那些例子，一一写进书里：马秀英修水渠的事，常静徽谈贸易的事，千叶县茶农建加工厂的事，草原牧民定轮牧制度的事……每一个例子都带着大明的泥土气，带着百姓的体温。我想起母后马秀英的话：“基层的事，再小也是大事；百姓的话，再土也是真话。”是啊，咱们的哲学，就要说百姓能懂的话，办百姓需要的事，让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像千叶县的茶一样，香在百姓的嘴里，甜在百姓的心里，扎根在大明的每一寸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