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国的建立，如同一面骤然竖起的旗帜，不仅宣告了江南之地脱离南宋腐朽朝廷的掌控，更代表了汉地抵抗力量的新生与整合。
这无疑狠狠挫伤了意图一统天下的蒙古的锐气。
铁木真勃然大怒，调集重兵，对新生的大夏政权发动了更加猛烈的进攻，意图将这个襁褓中的政权扼杀。
然而，此时的“夏”国，已非昔日孤城临安。
在杨康的统帅下，三十万“夏武军”依托经营数年的坚固城防和水利工事，进行了一场场惨烈而卓有成效的防御战。
军队经过四年战火洗礼和系统训练，士气高昂，战术灵活，不再是过去一触即溃的宋军。
杨康本人更是身先士卒，指挥若定，将古墓派的机变与战场谋略结合，屡次挫败蒙古人的攻势。
李莫愁坐镇后方，与户部尚书沈玉清紧密配合，保障了前线物资的源源不断。
新建立的行政体系高效运转，使得境内秩序井然，民心稳定，为前线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苏玉洁领导的医官体系则在战时发挥了巨大作用，极大地降低了伤亡率，稳固了军心民心。
蒙古大军虽骁勇，但在“夏”国军民的同心协力下，接连遭受重创，损兵折将，却始终无法突破长江防线，反而因为后勤线拉长、水土不服等原因，自身损耗巨大。
在经历了几次关键战役的失败后，蒙古方面意识到短期内无法吞下这块硬骨头，加之内部可能存在的权力交接或其它战线牵制，不得不暂时收敛锋芒，下令退兵，与“夏”国形成了沿长江对峙的暂时平衡局面。
战事暂歇，硝烟散去，但李莫愁和杨康深知，这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蒙古元气未伤，迟早会卷土重来。这段宝贵的喘息时间，必须争分夺秒地用于巩固内部，增强国力。
李莫愁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内政治理上。
她下令大幅度减免农民税赋，鼓励开垦荒地，兴修水利。
由沈玉清统筹，将战时部分官营工坊转为农具制造，推广先进耕作技术，使得饱经战乱的江南农业得以迅速恢复。
她还亲自主持官员考核，罢黜昏庸贪腐之辈，大力提拔在抗蒙和治理中表现出色的干才。
吏部尚书严格执行新的选官制度，使得夏国官场风气为之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