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春，洛阳赵府的演武场上，晨光穿透薄雾，洒在青石板上。二十岁的赵承手持木枪，正跟着祖父赵勇练习枪法——枪尖稳稳对准木桩，手腕翻转间，枪杆划出一道弧线，精准点在木桩的“心口”位置。年过五旬的赵勇站在一旁，身着褪色的禁军铠甲，腰间挂着一把弯刀，那是当年雍熙北伐时柴荣赏赐的旧物，此刻正随着他的动作轻轻晃动。
“出枪要快，更要稳！”赵勇上前纠正赵承的姿势，手指按在他的手腕上，“你曾祖父当年在高平之战，就是靠这‘稳准狠’的枪法，斩杀北汉将领。如今虽不用上战场，可这枪法不能丢，这是咱们赵家的根。”
赵承点点头，重新扎好马步，深吸一口气，再次出枪——这次枪尖稳稳钉在木桩上，木屑飞溅。不远处，年过九旬的赵烈拄着拐杖，坐在藤椅上，手里捧着《武经总要》续篇的手稿，目光落在祖孙俩身上，浑浊的眼睛里满是欣慰，又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
“祖父，您怎么又在看这手稿？”赵仲从书房走来，手里拿着一卷刚抄好的《五代秘史》，他如今在国子监任编修，负责整理五代史料，鬓角已有些微霜，却仍带着文人的儒雅。“方才国子监的李大人还来问，您这手稿何时能定稿，他们想编入《崇文总目》，让更多人学习。”
赵烈缓缓抬起头，指了指演武场上的赵勇和赵承：“等他们明白‘文武相济’的道理，这手稿才算真正定稿。你父亲在军中打拼三十年，有战功却得不到晋升；你在文官堆里，却总因‘将门子弟’的身份被排挤——这就是大宋的现状，也是咱们赵家要走的路。”
赵仲顺着祖父的目光望去，只见赵勇正卸下铠甲，露出里面的伤疤——左胸一道长疤是雍熙北伐时被契丹马刀所伤，右臂的疤痕是西北对抗李继迁时留下的。“父亲的战功，朝中谁不知道？去年在灵州，他率三百骑兵击退李德明的两千人，保住了粮道，可最后晋升的却是只会写奏折的转运使张大人。”赵仲的声音带着不平，“这就是祖父说的‘重文轻武’，连立了功的武将都要受委屈。”
赵勇走过来，听到这话，苦笑着摇头：“罢了，比起五代时的武将，咱们已经算好的了。当年杨业将军战死陈家谷，连个公平的说法都没有；我如今还能活着回家，看着儿子习武，看着父亲安享晚年，还有什么不满足的？”他接过赵仲递来的茶，喝了一口，“只是委屈了承儿，他想学武，却怕将来像我一样，空有一身本事，却无用武之地。”
赵承听到这话，放下木枪，走到赵烈面前，认真地说：“曾祖父，我不怕！我要像您和祖父一样，当将军，收复燕云！”
赵烈摸着赵承的头，眼眶有些发红。他想起自己年少时，在河东军跟着李嗣源习武，那时的梦想也是“收复燕云”，如今七十年过去，这个梦想还没实现，却要靠年幼的曾孙来延续。“好孩子，有志气。”他从怀里掏出一块青铜令牌，上面刻着“忠勇”二字，“这是后周世宗陛下赏赐的，当年老夫就是靠这令牌，在高平之战中率背嵬军破阵。如今给你，记住：习武不是为了当官，是为了守护百姓，守护中原的安宁，就算得不到晋升，也要守住这份初心。”
赵承接过令牌，紧紧握在手里，用力点头。
午后，赵勇接到汴梁的急报——西北李德明率军袭扰环州，朝廷命他率军驰援。他收拾行装时，赵烈走到他身边，递给他一卷《武经总要》续篇的抄本，上面标注着西北的地形和防御工事的建造方法。“这是老夫当年随柴荣陛下北伐时整理的，环州多山地，李德明善用骑兵，你可以在山口修建‘鹿角寨’，再用火药箭封锁通道，定能守住。”
赵勇接过抄本，心里满是感动：“父亲，您放心，儿子定不辱使命，不会像雍熙北伐时那样，让您失望。”
“老夫从未失望过。”赵烈拍了拍他的肩膀，“当年岐沟关之败，不是你的错，是朝廷指挥失误，是文官不懂军事却瞎指挥。这次去西北，记住：既要勇猛，也要灵活，别跟文官硬拼，保住士兵和百姓，比什么都重要。”
赵勇点点头，转身离去。赵仲送他到门口，忍不住叮嘱：“父亲，西北天冷，多带些衣物；粮草的事，我已经托寇准大人的儿子寇随帮忙盯着，他在三司管粮草，不会像上次那样被克扣。”
“好，有你帮忙，为父放心。”赵勇翻身上马，挥了挥手，朝着西北方向疾驰而去。
赵仲回到书房，看到赵烈正对着《五代秘史》的手稿发呆。手稿上写着“五代将门多悲剧：李嗣源后代被李从珂所杀，郭威后代早夭，杨业后代流落西北”，字迹沉重。“祖父，您在担心父亲？”
“不是担心，是感慨。”赵烈指着手稿，“五代时的将门，要么叛乱被杀，要么功高震主被诛，能善终的寥寥无几；如今大宋的将门，虽不用担惊受怕，却空有一身本事，无处施展。你父亲这一辈子，打的仗比老夫还多，却只做到‘团练使’，连个‘观察使’都没混上，这就是大宋的‘重文轻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