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二年八月十八日，苏轼被押进京。此时距发下捕人文书已过了一个月，除了早先沈括交给神宗皇帝的那个诗集以外，御史台又查获“苏诗”千余首，其中有毛病的诗有百首之多，“罪证”比早先更丰富了。御史中丞李定立刻命人把苏轼带到堂上问话。
片刻功夫，苏轼被人带到堂前。
此时苏夫子身上那一身官袍已经换掉，从湖州府大堂一直拿到官船上的笏板也不知丢到哪里去了。然而苏轼早已不像先前那么慌张，甚而对御史台官员捕人时的无礼态度十分反感。后来事过之后还对人发牢骚，说御史台“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苏学士是个糊涂人，发的是糊涂牢骚。
神宗是个揽权的皇帝，在他眼里，做官的本来就是一群“狗”，捉苏子瞻的时候“如驱犬鸡”完全对路。
见苏轼被带上来，李定冷着脸拿过卷宗看了一阵子，问苏轼：“熙宁七年，你在杭州通判任上曾经送给节度推官李佖三首诗，其中有‘世上小儿夸疾走，如君相待今安有’一句，讥讽朝廷中主持变法的大臣多是小人，却被皇帝破格提拔，是不是？”
苏轼低头想了半天，隐约想起来：“你说的大概是熙宁六年的事。那时我在杭州任通判，正月放假无事，杭州节度推官李佖约几个朋友同游风水洞，我听说后也想一起去，谁知李佖他们已经出发，只得随后赶来，李佖知道我来，就在风水洞一连等了我三天，我因为迟到妨碍他们游兴，心里有愧，就写一首诗送他，里头大概有你说的这两句，但这意思是说：‘天下人出游都只顾着自己玩乐，走得飞快，像李佖这样肯一连等我三天的实在少见。’大人想想，那首诗从头到尾都是见景生情，前面两句仿佛是‘出城三日尚逶迟，妻孥怪骂归何时’吧？意思是说李佖在此等我三天，不但阻了游兴，连回家的日子也误了，怕他老婆要责骂他，这是和朋友开玩笑。当时我们这几个人游兴正浓，心情又好，怎么会从一个玩笑忽然转而讥讽朝廷呢？何况我说的是‘小儿’不是‘小人’，‘疾走’和‘升迁极快’也拉不上关系吧？大人这样问我，实在匪夷所思。”说到这里，又故意抬起头问李定，“大人对下官有此一问，是不是觉得朝廷里出了这等破格升迁的小人？下官这些年在外头做知府，朝廷里的事并不了解，若真有这样的小人，大人不妨点出他的名字来，下官愿与大人一起讨论。”
苏轼这一问有意思。
苏轼在外头做官这些年，朝廷里果然出了一帮“破格升迁的小人”，其中升迁最厉害的一位，就是几年功夫从泾县主簿直升到从三品御史中丞的李定！
现在苏轼在朝堂上装个糊涂，居然要和李定讨论“朝廷里的小人”，李定又羞又气张口结舌，半天才想起来，在桌上重重一拍，厉声道：“这里是御史台，你这个犯官休得放肆，本官问什么你就答什么！”
御史中丞发威，苏轼就算心里不怕，脸上也要做出个害怕的样子来，把头一低：“也罢也罢，还是大人问，下官答。”
“文字狱”这个东西其实很难审，因为一切指控都是审官从字缝儿里硬抠出来的，所有疑问似是而非，想咬住对手很不容易。再碰上苏轼这样的家伙，脑子快，记性好，嘴巴又很能说，李定倒有些说不过他。强压心中的焦虑，把案卷翻了翻，又问：“你在《游风云洞》一诗里有‘世事艰难吾欲去，永随二子脱讥谗’一句，我问你，当今太平盛世，天子如同尧舜之明，新法推行百姓欢悦，何来‘世事艰难’一说？你的杭州通判是当今圣上加恩提点的，可你在通判任上不思报效君主，竟说什么‘吾欲去’，你要去何处？是不是想投往辽国、西夏，做一个佞臣贼子？”
李定心邪嘴狠，但他初掌御史台，审案的经验不足，说话着三不着两的，这一通质问真让苏轼愕然不解：“大人问得是什么话？正如大人所说，下官得当今圣上加意恩典才被放为杭州通判，报效君恩还来不及，哪会生出背主投敌的心思来？何况杭州地居东南，距西北有几千里远，请问大人，下官该如何从杭州逃到辽国去呢？”
苏学士这话问得好玩儿，连站堂的皂隶都忍不住掩口而笑。李定又气又急，猛拍桌案：“本官问什么你就答什么，不准胡言乱语！”见苏轼被吼得低头不语，这才又问，“就算你没有投敌叛国之心，圣主之恩未报，竟敢轻言‘欲去’也是大罪！何况又说什么‘脱讥谗’，谁进你的谗言了？你话里的意思还不是说圣上信了谗言，没有重用你！可圣上先放你到杭州，又升密州知府、徐州知府，对你何等恩遇，你竟说出这样的话来，还有人性吗？”
苏轼坦然答道：“大人既然问了，下官也实话实说。当年下官在朝担任殿中丞直史馆兼祠部尚书的时候，忽然谣言四起，指责下官借父丧之机向蜀中贩运私盐、瓷器、苏木，而且上达天听，要治下官的罪。幸亏陛下英明，一眼识破奸谋，下官这才不至被人陷害。我诗里说的‘讥谗’就是指此事而言。至于诗中所提到的‘二子’指冯夷、列御寇两位仙人，都有御风凌虚之术，我把仙人写进诗里不过是个指代，没有别的意思。”说到这里想起李定前头的质问来，忙又解释一句，“更不是说下官要像神仙一样凌空飞行，从杭州一路飞到辽国去投敌，否则这个‘神仙术’也太下贱了些，大人说是不是？”
大堂上不知哪个小子忽然“扑哧”一笑，李定恶狠狠地扭头去看，却没找出发笑的人来。
苏轼嘴巴厉害，李定无可奈何，又厉声问道：“你在《山村五绝》一诗中有‘无象太平还有象’一句，这话是什么意思。”
苏轼略想了想：“这诗全文是‘竹篱茅屋趁溪斜，春入山村处处花，无象太平还有象，孤烟起处是人家。’我说天下盛世已到极点，所谓‘大象无形，大音稀声’，所以叫做‘无象太平’，至于‘还有象’三个字，是专指眼前的快乐农家而言，太平盛世是‘大象无形’的，百姓的幸福生活却是‘有形有象’的，此处‘无象’为虚指，‘有象’为实指，给后一句做了一个提点，由此引出‘孤烟起处是人家’一句。若少这一句诗，全诗只有三句，像什么样子？”
苏子瞻爱开玩笑，现在面对凶神恶煞般的御史中丞，心里丝毫不怕，居然当堂说起笑话儿来。李定哪有心情和苏轼乱扯，见这一问制不住他，立刻又问：“你这《山村五绝》的第三首又说：‘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前面才说‘无象太平’，这里却说七十岁的老人穷得没有饭吃，只能靠挖野菜过活，整整三个月吃不到盐，这不是讥讽朝廷、诽谤皇上吗？”
苏轼摆摆手：“此诗不是这个意思。我在浙中山区见过一些穷百姓，家中没有一粒盐，一问才知，原来官盐太贵买不起，又不敢买私盐，以至无盐可食，据我亲见，有些人家数月半载吃不到一粒盐，但山中有野菜，味道鲜甜可以补盐，于是山民多采蕨而食，此是实情，并无讥讽之意。”
苏子瞻直肠直肚，也不想想御史台正在往死里整治他，竟在李定面前说出这样的话来。李定立刻揪住不放，冷笑道：“这么说你是有意讥讽朝廷盐法？”
苏轼把头一扬，直截了当地说：“我在杭州判官任上曾递进札子，请求朝廷商议盐法，其中有‘私下贩盐是重罪，而官盐又贵，民之贫者只得不食盐，以前在浙中见当地山民数月食无盐’一句，这道札子是直接递给政事堂的，大人可以去查。我既然在上奏朝廷的札子里已经写上了这样的话，可见是明明白白和宰相讨论盐法，既然直接讨论，何苦又去‘讥讽’？我大宋朝政开明，陛下圣明无比最肯纳谏，每每要求臣下直言极谏，所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下官秉承忠君体国之心，上奏极言国事，就算说的话有错漏，也仍然是劝谏吧？大人怎么能把劝谏说成讥讽？”
苏子瞻没有心眼儿，却是个刚直不阿的人，这份正直本身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现在李定拿着一本卷宗，把苏轼的旧诗一首首提出来陷害他，哪知苏轼身当陷害不躲不避，迎面而上，坦然直言对朝政的看法，举奏章里的话表明自己一向勇于劝谏，根本无需“讥讽”，又说出神宗皇帝“最能纳谏”的话来，无形中竟堵住了李定的嘴。
苏轼这几句话其实是一把“万能钥匙”，凡是用“文字狱”害人的，只要遇上这把“钥匙”，所有的锁扣立刻迎刃而解。当苏轼无意中说出这句话的时候，由神宗皇帝亲手设计、李定、张璪等人亲手实行的这场“文字狱”已经败了。
可惜，李定审案的经验不够，还没尝出苏轼这些话的厉害。眼看这个罪证也审不下去了，只得又换个话头儿：“你这《山村五绝》第四首说：‘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意思是说乡下人拿到朝廷发给的“青苗钱”后并不用来耕作务农，却拿着钱到城里挥霍，这不是讥讽《青苗法》吗？
苏轼冷冷地说：“不是讥讽，诗中说的全是实情。下官在杭州通判北厅，所办的公务就是收放‘青苗钱’，亲眼看见乡下无赖子弟拿了官府摊派的‘青苗钱’跑到城里赌钱喝酒，一两个月就把贷款花得分文不剩，到了秋后没钱还给官府就耍无赖，任由官府拘捕拷打，反正不是杀头的罪。这样的案子审得太多了，那些无赖子弟挨打、坐监看得也太多了，不能不有所感触。但下官早在熙宁四年就给朝廷上过多道札子，指出《青苗法》有不足之处，后来也曾和前任宰相王安石讨论《青苗法》，以至当众争吵，这是众所周知的。说起《青苗法》，我至今也不赞成，不管在哪里，面对什么人，我都敢这么说！既然可以直说，为什么要去‘讥讽’？至于这首诗，是责备那些乡下无赖子弟骗取‘青苗钱’胡乱挥霍害已害人，并不关朝廷的事，大人不要随意攀扯。”
苏子瞻疾言厉色，只说朝廷开明，允许臣子议论朝政，他自己也一向直抒心臆，反而不屑“讥讽”，道理十分明白，李定无话可驳，只得硬着头皮把这一问丢开：“《山村五绝》第五首又说‘窃禄忘归我自羞，丰年底事汝忧愁。不须更待飞鸢坠，方念平生马少游。’这首诗写得莫名其妙，但‘丰年底事汝忧愁’一句显然是说即使丰收之年百姓们仍然为衣食发愁，这不是讥讽盛世又是什么？”
苏轼连连摇头：“这首诗和朝廷更没有关系了。‘窃禄忘归我自羞’是说我自己没有做官的能力，却担任了一府通判，吃着朝廷俸禄，实在惭愧得很，想辞官退隐。‘丰年底事汝忧愁’里的‘汝’说的是舍弟苏辙，因为我弟弟和我一样也是个没本事的人，办不好差，屡屡被贬官。至于最后两句是引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典故。《后汉书》有载：有一天马援在外头行军打仗，看到一只鹰从天空坠落，掉在水泊里死了，忽然心生感慨，对部将说：‘我年轻时曾对弟弟马少游说：这一辈子能够混一个衣食丰足、有车有马、乡里都说我是个好人就够了，挣到再多功名，无非自找麻烦。哪知我竟做了将军，东征西讨，片刻不得清闲，早年说的那些归隐林泉的话现在都办不到了。’我写这首诗是送给我弟弟的，引马援的典故，也是约弟弟一起辞官归隐的意思。想我兄弟二人实在没有做官的能力，尸位素餐不是办法，最好还是把职位让给有能力的人来坐，这有什么不对吗？”
苏轼记忆力惊人，几年前写的诗现在一句句都记得很清楚，诗中典故立刻说得出来。反而李定对案子并不熟悉，赶紧去看卷宗。
苏轼也不等他，只管高声说道：“当今圣上英明神武、尧舜在世，苏轼并不是做官的材料，圣上却对我恩重如山，若我有一丝一毫讥讽圣上的意思，不用你们来审，上天已经降下雷霆当场把我击死了！你们拿一些只言片语的诗作来问我，处处栽赃陷害，我因为敬爱圣上，明知你们胡言乱语，仍然一一真心作答，现在看来，你们这几个人不是要用‘文字狱’害我，而是要用这无根无据胡攀乱扯的口供毁坏圣上的英名，让天下人责备圣上用文字杀人！真正要害圣上的不是我苏轼，倒是你们这些卑鄙小人。”
想不到苏轼如此厉害，不但没被李定问倒，反而质问起李定这个御史中丞来了！李定气得拍案大叫：“问你什么就答什么，不准胡说！”
李定几声吼叫总算把苏轼压下去。见他不吭声了，李定又把卷宗翻了半天，这才问道：“你有一首诗描写司马光在洛阳的居所，说‘洛阳古多士，风俗犹尔雅。先生卧不出，冠盖倾洛社。’又说‘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持此欲安归，造物不我舍。名声逐吾辈，此病天所赭。抚掌笑先生，年来效喑哑。’此诗妄称四海之内都希望司马光出来执政，以此讥讽当今执政不得其人。又说什么‘儿童走卒’皆知司马光的名字，讽刺新法推行有问题，最终还要使用这个保守迂腐的司马光，此是诽谤朝政，包藏祸心，你知罪吗？”
李定显然有些急了，问题越问越露骨了。
这场迫害苏轼的“文字狱”针对的是在野的旧臣，要起个“杀鸡吓猴”的作用。但案子交到“三司系”这几个人手里，打击的重点自然分出主次：突破点选在苏轼身上，最终要打倒的人是司马光。
神宗皇帝把臣子分成三类人，既老臣、旧臣和新贵。老臣，皇帝是一个也不信的；新贵多是废物，皇帝用他们，却瞧不起他们。所以皇帝对旧臣特别看重。尤其司马光、吕公著、韩维这几个是神宗皇帝刚上台时亲自选定的左膀右臂，虽然因为种种原因弃置多时，神宗对他们仍然信任如初。
司马光是“嘉祐四友”之首，清廉正直的名声和王安石不相伯仲，后来王安石因为变法坏了名声，司马光就成了当世第一名臣。苏轼虽是“旧臣首脑智囊”，名声却远在司马光之后。一旦皇帝起用司马光上台主政，“三司系”新贵必将遭到彻底打击，所以这些人急着借眼下的案子先把司马光打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