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对“真理”这俩字有概念，是在十岁那年的夏天。那会儿爷爷还住在老城区的平房里，院里那棵歪脖子梧桐树已有三十多年树龄，树干粗得要我和邻居家小胖手拉手才能抱住，枝桠斜斜地伸到院墙上，浓绿的叶子层层叠叠，阳光透过缝隙洒下来，在地上织出细碎的光斑。蝉鸣不是零散的几声，是成团成簇的喧闹，从清晨天刚亮就开始叫，一直到日头落进西边的楼房里才歇气，像是要把整个夏天的劲儿都喊出来。
那天我蹲在梧桐树下玩弹珠，玻璃弹珠是过年时舅舅给的，有红的、蓝的、带花纹的，我在地上用树枝画了个圈，正琢磨着怎么把最远处那颗绿弹珠撞进圈里，就听见身后传来“沙沙”的摩擦声。回头一看，爷爷正蹲在门槛上擦他那台老座钟。那座钟是黑色的木壳，边角被岁月磨得圆润，露出里面浅棕色的木头纹理，钟摆是黄铜的，长年累月的摆动让它亮得能映出人影，钟面上的罗马数字早已模糊，尤其是“Ⅸ”和“Ⅻ”，几乎快被磨成了淡金色的光斑。
爷爷穿的还是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褂，袖口卷到小臂，露出胳膊上凸起的青筋，手上的老茧比梧桐树皮还糙，指缝里还沾着点没洗干净的机油——那是他修钟时留下的痕迹。他手里攥着块灰色的旧棉布，是奶奶生前用的枕套改的，边角都起了毛，他擦得极慢，从钟壳的顶部一直蹭到底座，连木缝里的灰尘都要细细抠出来。我把弹珠揣进兜里，凑过去蹲在他旁边，鼻子里能闻到爷爷身上淡淡的肥皂味，混着座钟木头的陈旧气息。
“爷爷，这钟都走不准了，为啥还天天擦？”我指着钟面，之前我特意看过，家里的电子钟显示三点，这老座钟才走到两点四十。爷爷没抬头，手里的棉布在钟壳上又蹭了两下，声音慢悠悠的，像钟摆摆动那样平稳：“走不准是一回事，能不能走是另一回事。有些东西啊，不是要它准，是要它一直走。”他说话时，喉结轻轻动了动，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像梧桐树上的纹路。我那时候听不懂，只觉得爷爷这话绕得像胡同里的路——明明能直接说“喜欢这钟”，偏要扯什么走不走的。我蹲了会儿，觉得没意思，又跑去玩弹珠，把爷爷的话抛在了脑后，直到很多年后，我在旧物修复店摸到那些带着时光痕迹的老物件，指尖触到木头的温度、金属的锈迹，才慢慢咂摸出点味道来。
我现在在城郊开了家小铺子，叫“时光补丁”，门头上的招牌是找老木匠做的，黑底白字，边缘刻着细细的木纹，风吹过的时候，挂在招牌下的铜铃会“叮铃”响。听着文艺，其实就是修些旧东西——老相机、旧手表、断了腿的木梳，偶尔也有人拿来祖传的瓷碗、泛黄的书信。铺子不大，也就二十来平米，进门左手边是工作台，上面摆着大小不一的螺丝刀、镊子、砂纸，还有几个玻璃罐，里面装着不同型号的螺丝和小零件；右手边摆着两个旧木柜，上面放着顾客暂时寄放的物件，柜台上就摆着爷爷那台老座钟。来的人大多不是真缺这物件用，更多是抱着点念想，想让那些快被日子磨没的痕迹，再撑阵子。
上周李婶来的时候，天还下着小雨，她打着一把旧雨伞，伞面上有好几个补丁，怀里紧紧抱着个掉了漆的铁皮饼干盒，生怕被雨淋湿。一进门，她就收起伞，跺了跺脚上的泥，我刚要递纸巾，就看见她眼圈红了，手摸着饼干盒的盖子，指腹在褪成淡粉色的“牡丹”花纹上蹭来蹭去。“小伙子，你帮我看看这盒子，底松了，总掉。”她的声音有点哽咽，坐下后才慢慢说，这盒子是她老伴儿年轻时送她的第一份礼物，那年她十八岁，老伴儿在工厂上班，发了工资就去供销社买了这盒饼干，“那时候饼干金贵，我舍不得吃，放了好几天才跟他分着吃，最后还剩半块，我想着留着，结果一放就放了几十年。”她打开盒子，里面铺着张旧油纸，油纸里裹着半块桃酥，硬得像块小砖头，“他走了三年了，我每天都把盒子拿出来看看，昨天收拾的时候，底突然掉了，我吓得赶紧抱过来。”
我接过饼干盒，铁皮已经有些薄了，边缘的锈迹蹭在手上有点发涩。我先找了块细砂纸，轻轻打磨掉边缘的锈迹，又拿出小钉子和锤子，把松动的盒底重新钉好，怕钉子硌手，还在边缘贴了圈细细的绒布。李婶坐在旁边，一直盯着我的手，眼神里满是紧张，直到我把盒子递给她，她才松了口气，拿着盒子翻来覆去地看，手指摸着修好的盒底，眼泪突然掉了下来：“比新的还好看，真的。”其实我知道，她不是觉得盒子好看，是觉得盒子里的回忆，又能多待一阵子了——那半块桃酥、年轻时的心意、还有和老伴儿一起的日子，都能安安稳稳地躺在盒子里，不被时光摔碎。
除了李婶，上个月还来了位张大爷，他拿来一台老收音机，是“红灯牌”的，黑色的塑料外壳裂了道缝，旋钮也掉了一个。张大爷头发都白了，背有点驼，说话声音却很洪亮：“这收音机是我和我老婆子结婚时买的，那时候全村就我们家有一台，晚上邻居都来听戏，热闹得很。”他说，老婆子去年走了，走之前还跟他说，想再听听以前的戏，可那时候收音机已经坏了，他一直没敢修，怕一拆就散了。我打开收音机的后盖，里面的线路板都泛黄了，有些零件还生了锈。我找了块放大镜，一点点检查线路，发现是电容坏了，又翻出珍藏的旧零件盒，找到个型号匹配的电容换上，再把外壳的裂缝用胶水粘好，还找了个相似的旋钮装上。
等我按下开关，收音机里传来“咿咿呀呀”的京剧声时，张大爷突然红了眼眶，他凑过去，耳朵贴在收音机上，听了好一会儿才说：“就是这个声，跟以前一样。”他掏出钱包要付钱，我推辞说不用，他却执意塞给我五十块，说：“小伙子，这不是钱的事，你帮我把老婆子的声音找回来了，谢谢。”后来我才知道，张大爷每天晚上都会打开收音机，听着里面的戏，就像老婆子还在身边一样。
我开这家店，一半是因为喜欢老东西，一半是受爷爷影响。爷爷退休前是钟表厂的修理工，一辈子跟齿轮、发条打交道，厂里的人都叫他“王师傅”，说他修钟的手艺是厂里最好的——再难修的钟，到他手里，摆弄几天就能“滴答”走起来。我小时候常跟着爷爷去厂里，厂房很大，里面摆着一排排待修的钟，有座钟、挂钟、还有小巧的怀表，机器的轰鸣声里，总能听见爷爷的声音：“小李，这个齿轮齿数不对，换个新的。”“老张，发条别上太紧，容易断。”爷爷修钟的时候，总是很专注，眼睛盯着零件，手上的动作又快又准，我就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看他拆零件、洗零件、再重新装起来，有时候他会给我一颗小齿轮，让我拿着玩，冰凉的金属在手里转来转去，我觉得比玩具车还好玩。
家里的抽屉里全是爷爷攒的小零件，用铁皮盒分门别类装着，每个盒子上都用铅笔写着标签：“1987年上海牌手表齿轮”“1992年闹钟发条”“1995年怀表游丝”。有次我问爷爷，这些零件都没用了，为啥还留着，爷爷说：“都是修过的物件上拆下来的，说不定哪天就能用上，就算用不上，看着也踏实。”他还跟我说，“1987年上海牌手表齿轮”是修给一位老教师的，那位老师的手表戴了二十年，齿轮坏了，到处都找不到配件，最后找到爷爷，爷爷翻遍了库房，才找到这个齿轮，修好后老教师非要给爷爷送锦旗，爷爷推辞了好久才收下。
小时候我总偷摸翻爷爷的零件盒，有次趁爷爷不在家，我把他修了一半的闹钟拿出来，想看看里面的齿轮怎么转，结果一拆就收不住了，零件掉了一地，有小齿轮、螺丝，还有一根细细的发条，我慌了，怕爷爷骂我，赶紧把零件往抽屉里塞，结果不小心把发条弄断了，我吓得躲在衣柜里，捂着嘴不敢出声。爷爷回来后，看见桌上的零件，没生气，只是喊我：“小子，出来吧，躲在衣柜里不闷吗？”我慢吞吞地走出来，低着头准备挨骂，爷爷却蹲下来，拿起地上的零件，笑着说：“没事，咱们一起拼，正好教你认认齿轮。”
那天我们拼到半夜，客厅里的台灯亮着暖黄色的光，爷爷戴着老花镜，手里拿着镊子，一点点把零件拼回去。他教我认齿轮的齿数，说：“你看，这个齿轮有12个齿，那个有24个齿，齿数对不上，再使劲也转不起来，就像做人，得找对路子，不然再努力也没用。”他还教我装发条，说：“发条不能太松，也不能太紧，松了钟不走，紧了容易断，做事也一样，得有个度。”我蹲在旁边，帮爷爷递零件，有时候递错了，爷爷也不怪我，只是笑着说：“再找找，别急。”拼到半夜十二点，当闹钟终于“滴答滴答”走起来的时候，我高兴得跳了起来，爷爷摸着我的头，给我端来一碗糖水，说：“你看，做事跟修钟一样，急不得，得慢慢找规律，规律找着了，事儿就成了。”那时候我以为“规律”就是真理，只要找着了，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就像爷爷总能让停摆的钟重新走起来。
后来我上了高中，开始琢磨更玄乎的“真理”。那时候班里有个学霸，叫陈默，戴着厚厚的黑框眼镜，镜片像酒瓶底一样，总坐在最后一排，下课也不跟人玩，要么抱着本《时间简史》看，要么在草稿纸上写满密密麻麻的公式。我那时候偏科厉害，语文能考一百二，数学却总在及格线徘徊，班主任看我着急，就让陈默帮我补课。
第一次去陈默家，我吓了一跳。他家住在老楼里，楼梯间的墙皮都掉了，可一进门，就看见满墙的书架，上面全是理科书，从《高等数学》到《量子力学》，还有好多我连名字都看不懂的书。他的书桌也很特别，桌上的台灯是用旧电路板改装的，灯座上还焊着几根细细的电线，旁边摆着个小机器人，是用废旧零件拼的，眼睛是两个红色的LED灯，一按开关就会亮。“这台灯是我自己做的，比买的亮。”陈默推了推眼镜，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陈默给我讲题的时候，总喜欢把复杂的公式拆成小故事，一点都不枯燥。比如讲函数图像，他说：“你看这个一次函数，图像是直线，就像你走路，一直往前走，方向不变；这个二次函数，图像是抛物线，就像你扔皮球，扔出去会先往上走，到最高点再往下落，最高点就是最大值，最低点就是最小值。”讲立体几何的时候，他怕我听不懂，还找来积木，把正方体、长方体搭出来，指着积木说：“你看，这个面和那个面平行，就像你家的天花板和地板，永远不会相交；这个棱和那个面垂直，就像你家的柱子和地面，是直上直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