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瑞元坚持中央集权，要求所有军官由中央系出任；李宗德邻要求桂系独立成军；周先生则主张公平分配，避免一家独大。
争吵持续了整个下午，最后勉强达成妥协：先成立三个新编师（而非原计划的三个军），其中一个师由中央军校生主导，一个师由桂系主导，一个师由各方共同参与，军官按比例分配。
但这个妥协只是表面文章，真正的争夺才刚刚开始。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武都军政部成了各方势力角逐的舞台。
每天都有不同派系的代表前来游说、施压、交易，争夺每一个重要职位。
蒋瑞元凭借其黄埔军校校长的身份，大力推荐自己的学生担任要职。
陈诚、顾祝同、刘峙等黄埔一期生都被推荐为团长或师参谋长。
桂系则推举李品仙、廖磊等宿将，要求至少获得一个师长职位。
Gc党方面相对低调，但也在关键岗位安插自己的人，如林育荣、徐象谦等年轻军官被推荐到参谋和政工岗位。
这场人事争夺战甚至影响到了华南。
各方代表纷纷来到羊州，希望争取邓贤的支持。
蒋瑞元派来的代表何应钦委婉表示：“蒋校长希望邓将军能够支持中央统一指挥的原则，这对北伐成功至关重要。”
李德邻的亲信白健生则是直言不讳的开口：“桂系与华南历来交好，希望邓将军在军官任命上支持我们，日后必有回报。”
周先生到访时更加坦诚：“我们希望邓将军能够坚持平衡原则，防止军事权力过度集中，这对华国革命的未来很重要。”
邓贤接待各方代表时，始终保持超然态度：“华南提供装备和教官是为了支持北伐成功，不介入内部人事安排。只要有利于北伐事业，我们都支持。”
这种看似中立实则精妙的立场，让各方既失望又无奈。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邓贤通过叶怀瑾的情报系统，密切关注着武汉的人事争夺，并在暗中施加影响。
在一次秘密会议上，邓贤对叶怀瑾说：“告诉我们在武都的人，适当支持周先生的提议，防止蒋瑞元完全掌控军权。但也不要过度偏向桂系，保持平衡最关键。”
“明白。”
叶怀瑾点头示意。
“另外，我们派往中央军校的教官已经就位，他们报告说军校内部派系斗争激烈，教学受到一定影响。”
邓贤沉思片刻：“指示我们的教官，专注于军事技能培训，避免卷入政治斗争。但同时要留意有潜力的学员，特别是那些不属于任何派系的人才。”
“是。”
随着装备陆续运抵武都，人事争夺更加白热化。
各方都希望获得最新到的武器装备，尤其是那些重武器和通讯设备。
在一次装备分配会议上，差点爆发冲突。
桂系代表要求立即将刚到的一批重炮运往桂林，而军校系则坚持应当由中央统一分配。
“这些火炮是北伐急需的装备，应当优先装备主力部队！”
中央系的陈诚坚持道。
“桂系部队同样是北伐主力！为什么不能获得应有份额？”
桂系的廖磊毫不相让。
最后在苏国顾问鲍罗廷的调解下，才达成妥协：装备按比例分配，但优先满足即将首先北伐的部队。
在这场激烈的争夺中，Gc党方面显得更加策略性。
他们不过分争夺高层指挥职位，而是重点争取基层军官和政工干部的位置，同时大力开展政治工作，在士兵中扩大影响。
周先生对党内同志说道：“军事指挥权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争取民心，建立革命的政治基础。不要与蒋瑞元正面冲突，而是要在斗争中求团结。”
1926年4月，部队整编基本完成，但内部矛盾依然深刻。
三个新编师虽然装备精良，但军官来自不同派系，彼此缺乏信任，协调困难。
蒋瑞元对此十分不满，在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上直言：“现在部队编制混乱，指挥体系不统一，这样如何北伐？我强烈建议由中央统一指挥所有北伐部队！”
李宗德邻听后立即反驳道：“北伐是全民革命事业，应当吸收各方力量参与，而不是搞军事独裁！”
会议不欢而散。
当晚，蒋瑞元秘密召见陈诚：“看来靠正常途径难以实现统一指挥了。你立即着手准备，通过中央军校同学会，暗中控制各部军官，确保实际指挥权掌握在我们手中。”
“是，校长！”陈诚领命而去。
同样的，桂系和Gc党也在暗中布局，巩固自己的影响力。
北伐尚未开始，内部博弈已经进入白热化。
邓贤通过情报网络了解到这些情况，对陈念和说：“看来北伐军内部矛盾比想象的还要深。这样也好，相互制衡，谁也难以独大。”
“还得是大帅神机妙算！”
陈念和佩服地说道：“我们提供的装备既增强了北伐军的实力，又防止了任何一方过度强大。”
邓贤望向北方，目光深远：“北伐是必然的，但过程会比许多人想象的更加复杂。我们要做好应对各种变局的准备。”
窗外，春意渐浓，但政Z的天空却阴云密布。
一场改变华国历史进程的大戏，正在缓缓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