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射雕赋》的任务，交给了书吏巴图（非之前舞弊的巴图）。巴图是蒙古人，却在汉地长大，精通蒙汉双语，曾帮郭守敬翻译过《授时历》的草原部分。他接到任务时，先把赋读了三遍，琢磨每一句的“意”——汉诗讲究“韵”，蒙古文讲究“直”，怎么平衡，是个难题。
“长风卷地，草浪翻黄”，巴图起初译成“长风刮过大地，草浪变黄”，觉得太直白，少了诗味。他想起草原人说“风过草动”常说“风推草走”，便改成“长风推草走，浪起满地黄”——既保留蒙古语的直白，又有“浪”的意象，贴合原句。
“箭中左翼，不伤其脏”，“脏”字难译——蒙古语里“内脏”是“肉身里的东西”，太粗俗。巴图想了想，译成“箭中左翅，不碰心腑”——“心腑”在蒙古语里有“要害”的意思，既准确又文雅。博罗来看翻译时，巴图读给他听，博罗点头：“像我说的话，又比我说的好听。”
最难的是结尾“草原之力，为护为防；非好杀戮，乃守其乡”。巴图起初译成“草原的力，是护是防，不喜欢杀人，是守家乡”，觉得太散。耶律楚材建议：“蒙古语重节奏，可改成‘草原力，为护防；不嗜杀，守故乡’，短句更有力，也像草原的歌谣。”巴图按此修改，读起来果然有韵律，像草原人常唱的“牧歌”。
翻译定稿后，巴图把汉文与蒙古文抄在同一张纸上，逐句核对。耶律楚材抽查时，问：“‘雕鸣长空’的‘鸣’，为什么译成‘叫’？”巴图道：“蒙古语里‘雕叫’的词，有‘响亮、有气势’的意思，译成‘鸣’反而不贴草原的实际。”耶律楚材点头：“翻译要‘贴实’，不是‘贴字’，你做得对。”
工部工匠赵德海接到“刻赋于白虎殿东壁”的命令时，正在修复之前科场舞弊案的证据木牌。他立刻带着徒弟去白虎殿勘察——东壁是青石材质，平整光滑，之前只刻过《大扎撒》的部分条款，正好有空处刻赋。
选石时，赵德海特意选了块云州青石（与之前的石虎材质相同），切成三尺长、两尺宽的石板，打磨得光滑如镜。徒弟问：“师傅，为什么不用汉地的大理石？”赵德海道：“云州青石是草原的石，刻草原人写的汉诗，更贴实，也让蒙古人看着亲切。”
刻字前，赵德海先在石板上打格子：汉文用“方格”（汉诗的规矩），蒙古文用“长格”（蒙古文的书写习惯），上下对齐，中间留一道细缝，不刻意分隔，却显清晰。他让最擅长汉楷的徒弟刻汉文，自己刻蒙古文——赵德海早年学过蒙古文，刻起来虽慢，却格外认真。
刻“长风卷地，草浪翻黄”时，徒弟的凿子滑了一下，把“卷”字的最后一笔刻粗了。赵德海立刻叫停：“汉诗的字，一笔都不能错，错了就没韵了。”他用小凿子一点点修，直到“卷”字的笔画流畅，才让徒弟继续。刻蒙古文“草原力，为护防”时，赵德海特意把“力”字的笔画刻得粗些，显草原的厚重。
刻碑的最后一步是“上墨”——汉文用朱砂墨（汉地仪轨，显庄重），蒙古文用松烟墨（草原常用，显质朴）。赵德海亲自上墨，用软布蘸墨，轻轻擦拭刻痕，确保每个字都清晰，却不溢墨。完工那天，夕阳照在石板上，朱砂红与松烟黑相映，既不冲突，又各有特色——像草原的火与汉地的墨，融在白虎殿的壁上。
博罗和吴焕来看刻好的赋，博罗摸着蒙古文的“雕”字，激动得说不出话；吴焕看着汉文的“射而不杀”，对赵德海道：“师傅刻得好，连‘仁’字的笔画，都透着温和。”赵德海笑了：“不是我刻得好，是赋写得好，有魂，刻出来才活。”
白虎殿东壁的《射雕赋》刻好后，萧虎组织双廷大臣观瞻。汉臣们围着汉文部分，卢景裕读着“箭出似流星”，赞道：“蒙古考生能写出这般意象，可见汉诗已入草原之心；”周显则道：“赋里的‘仁’，与儒家的‘仁政’相合，这是双廷文化能合的证明。”
蒙古那颜们则盯着蒙古文部分，合丹王读着“不嗜杀，守故乡”，对身边的阿勒泰道：“博罗这娃，没丢草原的脸，把咱们‘护草场’的意，写进汉诗里了。”阿勒泰点头：“以前觉得汉诗软，现在才知，汉诗也能写草原的劲。”有个千户甚至问：“能不能把这赋抄下来，带回去给牧民看看？”
江南士子们也赶来观瞻。吴焕看着赋里的“草浪翻黄”，对柳清道：“这是博罗亲身经历的草原，比咱们写的‘边塞诗’真实多了。”柳清道：“以后咱们写江南，也该多写些真实的事，让蒙古人也懂江南的好。”博罗站在人群中，听着两边的称赞，忽然觉得，自己写赋的事，比考上科举还让他高兴——他真的让草原和汉地的人，懂了彼此的心意。
耶律楚材对萧虎道：“将军，这篇赋，比任何奏折都管用。现在双廷的人都在说‘博罗的赋’，没人再提‘汉文化’‘草原文化’的分，只说‘大元的文’。”萧虎点头：“文化的事，要‘润物细无声’，这篇赋，就是那‘雨’。”
萧虎没有给博罗“升官”，却任命他为“双廷文事司参军”，负责“草原与汉地的文化交流”——比如帮蒙古子弟学汉诗，帮汉地书生懂草原的事。博罗接到任命时，激动得跪了下来：“谢将军，我一定好好做，让更多人懂草原，也懂汉地。”
博罗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射雕赋》抄成蒙汉双语本，送到云州千户所。牧民们围着抄本，听千户读蒙古文，有的牧民说：“原来咱们射雕的事，用汉诗写出来这么好听！”博罗还在千户所设了“学诗班”，教蒙古子弟学简单的汉诗，用的教材就是《射雕赋》和吴焕送的《汉诗初学》。
他还跟着王恂去江南，给汉地书生讲草原的事。在平江府的乡学里，博罗指着《射雕赋》的“草浪翻黄”，说：“这是草原的秋天，我们会在这时打草，为冬天做准备；射雕，是为了护羊群，不是为了玩。”书生们听着，对草原的印象，从“只会打仗”变成了“会护、会养”的鲜活模样。
合丹王见博罗做得好，主动把自己的《草原牧歌》抄本送给博罗：“你把这些歌译成汉诗，也刻在白虎殿上，让汉人也听听草原的歌。”博罗点头，开始尝试“牧歌译诗”——他知道，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是双廷文化“互懂”的开始。
至元四十四年冬，《射雕赋》成了中都的“热门”。百姓们围着白虎殿东壁，有的读汉文，有的读蒙古文，不懂的就互相问——张老汉问蒙古牧民：“‘射雕非为杀’是什么意思？”牧民答：“就是射了雕，不杀它，放了它，为了护羊。”张老汉点头：“跟咱们汉人‘不杀生’的意一样嘛！”
书坊里，《射雕赋》的蒙汉双语抄本卖得脱销。江南来的商人买回去，说要“让江南的人知道，蒙古人也懂汉诗，也懂仁”；草原的千户买回去，贴在千户所的帐墙上，教牧民“学博罗，懂‘护’的意”。郭守敬甚至把《射雕赋》里的“秋草苍苍”写进《虎历》续编，标注“草原秋收、射雕时节”，让历书更贴草原的实际。
萧虎站在白虎殿东壁前，看着百姓们讨论赋的场景，对李默道：“你看，一篇赋，比十道圣旨都能让双廷的人走近。”李默道：“将军是借这赋，告诉大家‘大元的文化，不是谁吞了谁，是谁也能懂谁’。”萧虎点头：“以后要多鼓励这样的事，蒙古人学汉诗，汉人学草原的歌，日子久了，双廷自然就合了。”
博罗的《射雕赋》，没有惊天动地的文字，却成了至元四十四年秋最珍贵的“治世印记”。它刻在白虎殿的壁上，也刻在双廷百姓的心里——让蒙古人知道，汉文化能装下草原的勇武与仁；让汉人知道，草原文化里也有“护”与“仁”的意；让大元的治世，在文化的调和中，慢慢走向“共懂、共守、共治”的新起点。
冬日的白虎殿，阳光透过窗棂，照在《射雕赋》的石碑上。汉文的朱砂红与蒙古文的松烟黑，在阳光下泛着光，像两双手，轻轻握在一起——这不是“共生”，是“互懂”；不是“融合”，是“共好”，是大元治世最该有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