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三十七年，四月，上海浦。
喧嚣散尽，浮华沉淀。
持续月余的“浦江月明”盛典连同天子驻跸的煌煌威仪，如同一场绚丽而急促的春梦，在留下无数谈资与遐想后，终是潮水般退去。
御驾仪仗已于旬日前启程北返，那令人窒息的皇家威严与百官匍匐的盛况，也随之消失在通往京师的驿道烟尘之中。
南京来的大小官员们，在经历了一番心惊肉跳的觐见和实实在在的“破费”后，也大多带着复杂难言的心绪，各回衙门。
港区戒严解除，街市恢复了往日的秩序，只是那秩序之下，似乎又添了几分不同于以往的底气与从容——毕竟，这是受过“皇气”浸染的土地。
总督衙署的匾额已然撤下，换上了崭新的“上海府知府衙门”的牌匾，黑底金字，在春日阳光下透着一股新锐之气。
陈恪坐在原本的总督签押房、如今知府值房内，窗外是渐渐沥沥的春雨，敲打着新发的芭蕉叶，发出沙沙的声响。
案头堆积的不再是紧急工程文书，而是各类户籍整理、田亩清丈、商税稽核、治安条陈以及……雪花般飞来的各路请托荐书。
盛会来得迅猛，去得也干脆。
对于陈恪而言，一个阶段已然落幕。
上海从一片荒滩芦苇，到如今屋舍俨然、商贾云集、名动天下的直隶府城，用时竟不足一年！
此间艰辛，不足为外人道。
如今，宏图初展，框架已成。
皇帝的金蝉脱壳之计，助他顶住了最凶猛的压力，也以最霸道的方式为他奠定了无可动摇的权威。
该获利的，早已凭借眼光或关系抢得先机，盆满钵满；未能赶上首班车的，也只能捶胸顿足，等待下一波机遇。
上海的名气，已随着士子的诗词、商贾的传说、乃至天子临幸的惊天消息，传遍大江南北，成为了野心与机遇的代名词。
表面的反对声浪，已然平息。
那些昔日倚仗走私网络、与陈恪暗中较劲的豪强巨贾，在亲眼目睹了天子的态度、见识了港口吞吐财富的惊人潜力、并切实感受到俞大猷水师日益频繁且精准的巡缉力度后，终于认清了现实。
大势已去，不可逆转。
继续抱残守缺，只会被彻底边缘化，甚至可能被那些趁势崛起的新贵们吞并。
于是，以李贽、王矩等为首的一批曾经的核心人物，纷纷转变态度，主动前往市舶司衙门，补缴税款，申领正规船引，将其麾下大部分运力纳入官府的监管体系，俨然成了“奉公守法”的海贸楷模。
虽然私下里是否仍有小动作尚未可知，但至少明面上，上海港的海贸秩序已然确立，反对的联盟从内部瓦解了。
然而，陈恪心中并无太多轻松之感。
他深知，打破旧秩序固然艰难，但建立并维系一个新秩序，尤其是建立一个能够持续发展、公平高效、且能抵御人性贪婪侵蚀的新秩序，其挑战远比前者更为复杂和漫长。
“破”之后，如何“立”？
盛宴之后，如何收拾杯盘，并准备下一顿更丰盛的筵席？
这考验的，不再是霹雳手段和奇谋妙计，而是扎扎实实的制度设计、精细入微的治理能力，以及对人性幽微之处的深刻洞察与平衡。
他拿起案头一份由户房书吏刚呈上的报表，上面详细罗列了三月港区各类税收及特许费收入，数字依旧惊人，但增速已明显放缓，趋于平稳。
“蛋糕”做大的速度，从爆发期进入了平稳期。
如何进一步扩大贸易量？如何吸引更多元化的商贾？如何提升货物的附加值？如何防止内部腐败滋生？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外部竞争和挑战？
这些问题，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头。
正思索间，阿大引着一人悄然入内，竟是常乐。
她今日未施粉黛，穿着一身利落的杭绸襦裙，发髻简单挽起，却别有一股清爽干练的气质。
手中捧着几本厚厚的账册。
“恪哥哥，”她将账册轻轻放在书案一角，语气带着一丝疲惫，却目光湛然，“这是上月‘海丰号’与几家勋贵合股船队的收支细目，以及妾身初步核算的下一季各工坊原料采购预算，请夫君过目。”
陈恪看着她眼下的淡淡青影，心中泛起怜惜，温声道：“这些事，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