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批学员，近三十人，最终留下的，只有寥寥七人，远远无法满足项目初期的人力需求。
眼看项目进度因为人手短缺而不断延误，李振邦不得不找方稷和赵老进行了一次深谈。
在三人的临时办公室里，李振邦开门见山：“方教授，赵老，关于本地学员培训的事情，我想我们需要更…现实一点地看待问题。”
方稷眉头紧锁：“现实？振邦，我们的标准已经是最低要求了！连最基本的操作规范和劳动纪律都达不到，以后怎么指望他们独立工作？这是对项目负责！”
赵老也附和道：“没错！宁缺毋滥！要不然，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李振邦叹了口气，给他们各倒了一杯茶，语气平和但内容却格外犀利：“二位的坚持，从技术和质量角度，我完全理解，也百分百支持。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在中国的试验站，我们是在埃塞俄比亚，在一个政治、文化、社会习惯都完全不同的环境里做项目。”
他顿了顿，继续道：“这里的社会运行规则，有时就和他们的工作效率一样，不是非黑即白的。‘关系’、‘人情’、‘部落背景’，这些因素的重要性，有时远超个人的能力。我们连续两批退回这么多人，已经让当地合作部门有些难堪了。继续这样‘高标准、严要求’下去，我担心不仅人招不满，可能还会得罪一些原本可以合作的力量，给项目带来无形的阻力。”
“那我们难道就降低标准，滥竽充数？”方稷的声音提高了些，带着科研工作者的执拗。
“不是降低核心技术的标准。”李振邦耐心解释，“而是在‘人’的管理上，可能需要一些灵活和变通。比如，对于像所罗门那样有点小聪明、爱偷懒但确实有点用的人，能不能把他放在一个更需要动嘴而不是动手的岗位？对于大多数效率不高的普通学员，我们能不能加强监督，制定更清晰、更简单的任务量和奖惩制度？让他们明确知道，干得多、干得好，就能拿得更多？”
他看着两位老教授：“我们需要的是把项目推动下去，而不是培养完美的科学家。有时候，‘过得去’、‘能运转’，比‘最优解’更重要。这叫‘过得去主义’，在很多国际项目中，这是无奈的生存智慧。”
方稷和赵老沉默了。他们明白李振邦说的是实情，是他们在书斋和实验室里很少需要面对的、复杂而粗糙的现实。
“可是…”方稷还想挣扎。
“没有那么多可是了，方教授。”李振邦语气温和却坚定，“时间不等人，雨季就快过了。我们必须尽快让示范田动起来。下一批学员，只要没有原则性问题，基础体力还行，我们就尽量收，然后在工作中慢慢淘汰、慢慢培养。同时，我会加紧从国内协调更多短期支援的技术工人过来救急。这是目前唯一可行的方案了。”
最终，方稷和赵老艰难地妥协了。他们意识到，在异国他乡推动一项宏大事业，不仅要克服技术的难关，更要学会与不尽人意的现实共处，在坚持与妥协之间找到那条艰难的、却能带领项目前行的道路。纯粹的理想主义，在这里，需要披上一层现实的铠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