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仙仙草济尘寰
下卷
第五回江南融湿热妙药合水土
明清之际，九仙草的名声随商路与医者足迹，从白山黑水传到了烟雨江南。江南水乡气候湿润，春夏多梅雨，秋冬阴寒重，百姓体质多偏湿热，瘟疫也常以“湿热蕴毒”为特征——高热伴胸闷腹胀、口苦黏腻、小便黄赤，与长白山的“热毒炽盛”证型截然不同。单用九仙草清热解毒，虽能退热，却难除体内湿气，往往病情反复，这让江南医者陷入了沉思。
苏州府吴县有位名医沈若涵，出身中医世家，自幼研读《黄帝内经》《伤寒论》，深谙“因地制宜”的医理。她见城中百姓感染湿热瘟疫，服九仙草后高热暂退，却仍有肢体困重、大便黏滞之症，便翻阅《辽东府志》中关于九仙草的记载，又结合《江南通志·方技》中“江南多湿，用药宜清利”的经验，开始探索配伍的调整之道。沈若涵认为，江南湿热瘟疫，需“清热与利湿并举”，九仙草为清热解毒之君，需佐以利湿、化浊之品，方能标本兼顾。
一日，绸缎商张府的少夫人染疫，高热不退，胸腹胀满，舌苔黄腻，小便短赤，大便三日未通。沈若涵诊脉，见其脉滑数，断为“湿热蕴结、三焦不通”之证。她开出方子：九仙草四钱，黄连二钱，黄芩三钱，茯苓五钱，车前子四钱（布包），滑石六钱（布包），生甘草一钱。沈若涵解释道：“九仙草清上焦肺热，黄连、黄芩清中焦湿热，茯苓、车前子、滑石利水渗湿，使湿热从下焦而出，三焦通畅，则瘟疫自除。”
张府依方煎药，瓦罐中九仙草的清冽香气与黄连、黄芩的苦寒之气交融，茯苓、车前子的温润之性调和其烈，汤色黄亮，入口虽微苦，却无燥烈之感。少夫人服第一剂后，小便渐通，腹胀减轻；服第二剂，高热退去，大便通畅；服第三剂，舌苔转薄，肢体困重之感消失，痊愈如常。消息传开，江南医者纷纷效仿，根据湿热轻重调整配伍——湿热轻者，减黄连、黄芩用量，加藿香、佩兰化浊；湿热重者，加栀子、大黄清热通便，让九仙草在江南的临床应用愈发精准。
沈若涵还遇到一例特殊病案：孩童五岁，染疫后高热惊厥，伴呕吐酸腐、舌苔厚腻。她判断为“湿热夹积”，便在九仙草三钱基础上，加神曲三钱、麦芽三钱、钩藤四钱，清热利湿、消食化积、平肝息风。孩童服后，惊厥停止，高热渐退，食欲也逐渐恢复。沈若涵将这些病案整理成册，着《江南九仙草药用辑要》，写道：“九仙草性凉，清而不燥，通而不滞，为治湿热瘟疫之良材。江南多湿，配伍需兼顾利湿、化浊、消食，随证加减，方合‘辨证施治’之旨。”这部着作，既是对江南民间实践的总结，也为九仙草的文献记载增添了地域化的重要内容，体现了“实践补充文献，文献指导实践”的中医传承逻辑。
此后，江南各地的史志与农书也纷纷收录九仙草的湿热配伍方。《杭州府志》记载：“九仙草配茵陈、栀子，治湿热黄疸，效佳”；《湖州农书》提到：“九仙草与薏苡仁、冬瓜皮同煮，可治夏季暑湿泄泻”。这些记载，皆源于民间医者的临床实践，又反过来指导着更多医者的诊疗，让九仙草在江南的土地上，真正融入了当地的医疗体系，成为百姓信赖的“祛湿解毒仙草”。
第六回本草留典籍辨证拓新篇
清代乾隆年间，本草学迎来鼎盛时期，学者赵学敏编撰《本草纲目拾遗》，广收民间本草与历代文献未载之药，九仙草因其广泛的临床应用与显着疗效，被正式纳入其中。赵学敏为编撰此书，遍历全国，亲赴长白山考察九仙草的生长形态，走访临江村、清溪村的老医者，收集民间验方与病案，又研读《辽东府志》《江南九仙草药用辑要》等文献，对九仙草的药性、配伍、主治进行了系统整理。
在《本草纲目拾遗》中，赵学敏详细记载了九仙草的性味归经与药理：“九仙草，味甘微苦，性凉，归肺、胃、肝、心经。清热解毒，凉血生津，止血消肿，明目退翳。主治热毒瘟疫、高热烦渴、咳血衄血、疮疡肿毒、目赤肿痛、小儿惊风。”他还收录了各地的经典配伍方，如长白山的“九仙草配金银花、连翘治热毒重症”，江南的“九仙草配茯苓、车前子治湿热瘟疫”，青州的“九仙草配钩藤、蝉蜕治小儿惊风”，并补充了自己的临床经验：“九仙草与地骨皮、知母配伍，治阴虚火旺之低热盗汗；与仙鹤草、白茅根同用，治血热妄行之衄血便血。”
为验证这些配伍的疗效，赵学敏在杭州开设药铺，免费为百姓诊治，积累了大量病案。一日，有位书生因备考熬夜，加之饮食不节，出现目赤肿痛、咽喉肿痛、口舌生疮等症，伴口干舌燥、心烦失眠，舌红苔黄，脉细数。赵学敏断为“热毒上攻、阴虚火旺”之证，开出方子：九仙草三钱，菊花四钱，金银花三钱，麦冬五钱，玄参四钱，生地黄五钱。他说道：“九仙草、菊花、金银花清热解毒、明目利咽，麦冬、玄参、生地黄滋阴润燥，标本兼顾，既清热毒，又补阴液。”
书生服方五日后，目赤、咽痛、口疮皆愈，睡眠也恢复正常，得以安心备考。赵学敏将这一病案记录在案，批注道：“九仙草不仅善治外感热毒，亦能清内生之热，配伍滋阴之品，可治阴虚火旺之证，其应用范围远超‘瘟疫’一端。”此后，他又用九仙草配伍治疗了多例内科、外科、眼科病症——治乳痈用九仙草配蒲公英、紫花地丁，治便血用九仙草配地榆、槐角，治目翳用九仙草配决明子、谷精草，皆取得显着疗效。
《本草纲目拾遗》的刊印，让九仙草从地方本草一跃成为全国公认的常用中药，其文献记载也从零散的方志、手记，变得系统、全面。各地医者纷纷以此为依据，进一步拓展九仙草的应用领域。北京名医叶天士在治疗温病时，常用九仙草配伍石膏、知母，清泄肺热；南京医者薛雪在治疗湿温时，将九仙草与藿香、厚朴、滑石同用，清热化湿；广州医者何梦瑶则在九仙草基础上加木棉花、鸡蛋花，适应岭南湿热气候。这些实践，既遵循了文献记载的核心药性，又根据地域、体质、病症的差异进行创新，让九仙草的辨证体系更加完备。
赵学敏在晚年时曾说：“九仙草之学，始于民间实践，成于文献记载，传于临床创新。若无白山百姓的口传心授，便无其药性之始；若无历代方志的点滴记录，便无其传播之途；若无医者的辨证实践，便无其应用之广。这正是中医‘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智慧所在。”《本草纲目拾遗》的收录，为九仙草的传承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也让这株从长白山走出的仙草，真正成为了中医本草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第七回乱世守薪火乡医续仁心
清末民初，战乱频仍，山河破碎，中医传承遭受重创，许多本草典籍毁于战火，九仙草的文献记载也面临失传的危机。然而，民间医者始终坚守着这份传承，以口传心授的方式，将九仙草的药性、用法、配伍代代相传，在乱世中守护着百姓的健康。
太行山东麓的平山县，有位乡医李德厚，祖上三代行医，家中藏有一本手抄本《九仙草药用秘要》，是其祖父从一位长白山游医手中得来，上面记载了九仙草的各种配伍与病案。李德厚虽未受过正规教育，却能熟练背诵口诀：“九仙草，性微凉，清热解毒是良方；配银花，治重症，配茯苓，祛湿强；小儿惊，加钩藤，妇人乳痈蒲公英……”他带着这本手抄本，走村串户，为百姓治病，无论战乱多么频繁，始终未曾中断。
抗战时期，平山县成为抗日根据地，伤员众多，药品匮乏，许多伤员因伤口感染，出现高热、红肿、化脓等症状，甚至危及生命。李德厚主动加入医疗队，用九仙草为伤员治疗感染。他将九仙草捣烂，加入少量白酒调和，外敷伤口，能快速消肿止痛、收敛脓液；对于高热不退的伤员，便用九仙草煮水，加少量金银花、甘草，内服外用相结合，疗效显着。
一日，一位战士腿部中弹，伤口严重感染，高热不退，伤口化脓恶臭，军医束手无策。李德厚诊后，先用盐水清洗伤口，再将捣烂的九仙草敷在患处，用布条包扎，又给战士服下九仙草煮的水。次日，战士的高热退了些，伤口脓液减少；三日换一次药，一周后，伤口竟开始愈合，战士得以重新归队。医疗队的军医们纷纷向李德厚学习九仙草的用法，李德厚毫无保留，将口诀与配伍一一传授，让九仙草成为了根据地伤员感染的“救命草”。
乱世之中，药材匮乏是常事，李德厚常常就地取材，用民间易得的草药替代九仙草的配伍药材。比如，没有金银花时，便用蒲公英、紫花地丁替代；没有车前子时，便用马齿苋、扁蓄替代；没有钩藤时，便用蝉蜕、僵蚕替代。他常对弟子说：“本草的核心是药性，只要抓住‘清热解毒、凉血消肿’的本质，配伍可以灵活调整，关键在于辨证精准。”他的弟子们牢记此言，在行医中不断实践，将九仙草的用法进一步简化、实用化，形成了一套“乱世应急方”，如“九仙草+蒲公英+白酒”治外伤感染，“九仙草+马齿苋+生姜”治暑湿腹泻，“九仙草+蝉蜕+冰糖”治小儿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