侧向移动了50多米距离的炮兵弟兄迅速的开始架设迫击炮，还好迫击炮的阵地好构筑，在鬼子的炮火不断在周围爆炸的情况下还能保持稳定的战术动作，不得不说黄武军的训练很有效果
“准备完毕”一连长报告道，
“开火不用节省炮弹。打完炮弹就该我们上去刺刀见红了”吴兵吼道，
“咚咚咚”
在15发分的恐怖射速之下，普天盖地的迫击炮朝着鬼子的迫击炮阵地呼啸而去，从开始炮击到结束，不到两分钟就打光了所有的炮弹，吴兵也不管阵地上的迫击炮了，大吼一声，
“上”拔出腰间的盒子炮就朝着混战的阵地冲去，
“杀鬼子啊”其余的炮兵红着眼睛，有步枪的端着上好了刺刀的步枪，没有步枪的拿着挖掘阵地的锄头和铲子，跟着吴兵的步伐，怒吼着冲锋
而鬼子的迫击炮阵地上，正在反击的迫击炮阵地倒了血霉，上百发60和82口径的迫击炮炮弹在阵地上不断的爆炸，最后引爆了阵地上的迫击炮，在轰隆的巨响中，阵地被爆炸的威力全部席卷，空中飘荡着鬼子的残肢断臂，迫击炮的零件随着爆炸的气浪向四周乱飞，幸好迫击炮阵地离着白刃拼刺的战场有点距离，否则双方拼刺的步兵都将伤亡惨重
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薛岳已经喝了几壶水了，一直在踱步，每隔半个小时必然会询问有没有战报；
“有第三师和155师的战况通报没有情况怎么样了”薛岳放下水缸，问着参谋；
“十分钟前刚去电问过，还在激战之中”参谋报告道，
“都快到四点了怎么还在激战”薛岳感觉到情况不对劲，
“具体情况不清楚；得等待第八军和第64军的报告”参谋无奈的说道，
“盯紧点，一有情况立即报告”薛岳表情相当严肃，今天晚上出击的部队可是第九战区的精锐了，一旦在反击中伤亡惨重的话，恐怕对后续的作战计划就有严重的影响；
“都快点，打扫战场，我们的弟兄一个不拉的给我找全乎了；鬼子都他妈给我补刀”南昌铺阵地上，陈公侠气喘嘘嘘的吼道，
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155师收复南昌铺，守卫南昌铺的145联队第二大队的鬼子大部被歼灭，一小部分鬼子趁着黑夜逃回了联队部
“师长，通讯兵上来了；你看怎么给军部报战果”参谋拎着一口滴血的大刀问道，
“通报军部，日军一个大队被我师在突击中击溃，击毙鬼子800余人，少部分趁夜逃跑，我155师伤亡1000余人；另：南昌铺阵地成为一片废墟，短时间内无法构筑战壕和防炮工事，只要天一亮鬼子的坦克、飞机、重炮一个攻击，多少人都的死光；如何决定请军部速做决定”陈公侠说道，
“是，我立即发电去军部”参谋跑着离开了；
“噗”一个鬼子的头被一个弟兄手上的大砍刀劈断了脖子，冒出的血水一下冲上了天空；
“杀啊”鬼子越来越少，以生力军加入战场的警卫连和侦察连砍瓜切菜般的攻击中一切视线中的鬼子
凌晨5点，整个凤凰咀突然变得安静，解决对手的弟兄四处寻找，发现视线中已经没有鬼子的踪迹了
“团长，团长；鬼子没了。弟兄们正收拢弟兄，给鬼子补刀呢。”兴冲冲的杨小石找到何建业说道，
“收拢我们的弟兄，一个不拉的带回去；”何建业皱着眉头说道；
“啊不守吗”杨小石问道，
“你看看这里，全是浮土，怎么守退回去”何建业直接命令道，
“抬上自个的弟兄，回去了”杨小石吼道，
“团长，伤亡的比活着的多，没法弄啊”曾大报告道，
“那也得带回去先抬伤兵，战死的弟兄先收拢到一起，回去叫一营来抬走”何建业咬着牙吼道，
“团长，师部已经催问了几次战况了；怎么报”一回到团部，冷崎就催着问，
“伤亡800余人，三营已经残了；鬼子一个大队全部阵亡，我们的迫击炮损毁过半，炮弹全都没了。”何建业坐在椅子上说道，
“啊你这手怎么啦”冷崎拿起何建业的左手说道，
何建业左手正往地上滴着血珠，脸色惨白
“没事，就是鬼子的刺刀拉了一个口子。”何建业摆摆手，
“来人，给团长包扎伤口。”冷崎吼道，
“我去给师部汇报战况”冷崎走到电话旁边，拿起电话开始摇动。
关于抗战中的难民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野蛮的侵华战争，形成了华北、华中、华南等地的难民潮，难民，迁徙，安置等一系列的磨难是对中华民族的一场血与火的洗礼；尽管他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后面追击的日军铁蹄践踏之处，国土惨遭蹂躏，生灵涂炭。沦陷区人民为逃避日军的烧杀淫掳，纷纷携妻带子、呼儿唤女被迫离开世代居住的家园，辗转迁徙，奔向大后方和安全区域，这些坚强的中华儿女展示出了中华民族团结的精神；他们一路上互相帮助，挣扎着逃亡。形成了的这股巨大的难民潮，其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在世界近现代史上是罕见的。
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迁徙发端于战争，不仅衣食无着的下层民众参与其中，而且众多富有之家和知识分子也参与了迁徙。这一时期的难民大体分为三大类：富裕及曾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政治方面活跃人士或同情国民党政府的人；爱国者以及不甘受日伪压迫的人。其中，尤以商人、医生、工程师、教师、自由职业者和技术工人居多。他们大都是青壮年，具有一定的才能和职业上的经验，容易适应不同环境的生活。
当日寇入侵时，众多难民被迫离开久居的家园。有的在条件允许时重返故乡，更多的人难以忍受种族与恶劣环境的压迫，一再迁徙，最后移居于西南或西北地区遥远的后方。抗日战争时期究竟有多少难民鉴于其情况复杂，迄今尚无准确的数字。有的资料估计近亿或数千万。据统计，仅1937年7月至1938年3月已达2000万，到1938年7月受战争直接威胁的民众超过1亿人口。日军占领华北后，一些乡镇的逃亡人数已占当地总人口的50左右。从难民逃亡的范围考察，既有北平、天津、上海、太原、郑州、济南、武汉等大城市，也包括河北、山西、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等省的中小城市和沿海村镇居民。从难民的形成分析，自东北到华北、江浙，再抵达安徽、山东以及福建、广东，乃至湖南、湖北，随着日军对许多城市的狂轰滥炸和对各地区的侵占，产生了一股股巨大的难民潮。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迁徙，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军占领东北，大批难民涌入关内，达数十万之众。他们或是原关内流向关外谋生的移民，被迫重返关内；或是东北籍军人、官员的家眷；或是具有强烈爱国热情的知识分子。许多难民入关后，散布于北平等大城市，生活没有着落，需要社会救济。以后，有的重新返回东北，有的随东北军迁至西北地区，卢沟桥事变后多数人融入全国性的难民迁徙潮流中。华北难民的大批流亡是从1937年8月初开始的。北平沦陷前两三个星期，城内的一些有钱人家，便携带细软举家外迁。平津沦陷后，大批市民为躲避战乱，或匿身附近农村，或迁居租界。更多的人扶老携幼朝两个方向逃难：从陆路迁徙的主要沿平汉和津浦铁路，以武汉三镇和上海为驻足之地；从海路则由天津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