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脆不再自呼己名了，“臣”字出口，仿佛是勋就是他该管上司一般。
是勋确实不想再在幽州待下去了，首先是没有这个必要。
他当日受曹操之命镇守幽州，一是为了稳固北方，便于曹操积聚力量，准备南征，二是觊觎辽东公孙氏，三是想要配合扶持鲜卑拓拔部，如今这些目的可以说基本都已经达成了。
一方面，公孙已灭，辽东已定，就连乐浪也归从于大汉朝廷，高句丽内部分裂，自顾不暇。另方面，在曹德代是勋为朔州刺史以后，多年来温水煮青蛙，终于解决了美稷匈奴的问题，曹操将之与呼厨泉部匈奴等同对待，分而治之，布散各郡；而通过是勋、曹德的扶持，吴质的居中牵线，拓拔部也逐渐强盛起来，隐然已可与轲比能、步度根等相拮抗，有他们作为缓冲，鲜卑南下侵扰汉地的频度和烈度都大有减轻。
所以说，北边已定，而至于南方，估计曹操数年内将不会再起大征长江流域之心他得先好好消化了所得的江北土地再说。
是勋一是没有必要再久离中央、坐镇地方了，二是多少有点儿想老婆孩子们了。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他在奔赴乐浪前不久刚收到了董昭寄来的一封书信，劝其还朝。
作为铁杆儿的曹操拥趸，董昭等人竭尽全力地把曹操一步步向至尊之位上拱抬，好方便他们这些鸡犬也随之升天。当然啦，想抬曹操，必须得找到合适的理由，比方说此前曹操进位丞相，就是借了平定冀州、大败袁氏的东风。等到这次南征荆襄，虽然损兵折将，终究得到了襄阳和西陵，对外宣称王师乃是大获全胜的。那么既然打了胜仗，还朝后就该颁行赏赐、加官进爵啊，问题是，曹操几已再无可升之路
曹操是丞相，这是一个才刚恢复的古老官职，设置之初就说明了，其位在三公及列侯之上，也就是说，论起身份之尊贵，曹操仅次于皇帝、太子，以及同姓诸王臣僚之中，乃为最尊。
要让曹操再进一步，那就是皇帝了啊，这时候就篡位终究时机还不成熟。在刘协方面看来，要想赏赐曹操，除了财物外，那就只有多加食邑了，问题食邑你总不可能无限制地累加上去人臣最高爵为县侯，要是县侯享有堪比国王的一郡甚至更多食邑，那象话吗
所以董昭等人就商量着，可以用两种方式来酬赏曹操。一是虚的，赐曹操九锡，也就是九种此前唯天子才能使用的礼器和仪仗这方面阻力挺大，因为曹操不是第一个吃葡萄的，前面还有个王莽，而王莽在受了九锡之后还干了些啥，终究有目共睹。
第二种方式是实的，那就是建藩封国。
汉高祖曾经与群臣杀白马盟誓，规定“非刘不王，非功不侯”，所以汉朝的分封制是只面向同姓宗室的，只有刘氏才能建国称号，或者王国，则等郡，或者侯国，则等县。异姓封侯，都是只有食邑而无采邑，也就是说，你只能享用封地上的产出，却不能掌管封地上的军政事务。当然啦，自从“七国之乱”以后，各国国相也都由中央派任，起到的不仅仅是辅佐和监视诸侯王侯的作用，而直接就等同于郡或县一级的地方长官，王侯全被架空。
董昭等人的意思，朝廷可以新设一种不被架空、享有实际地方管理权的藩国出来，赏赐给曹操。因为是异姓，自然不好再称为王了，称侯则未免泯然众人矣，故此可循周公之例，封一个公国，拜曹操为公爵。
这是故意打擦边球。刘邦当日盟誓之意，是不允许出现异姓藩国，而不仅仅是异姓人不能称“王”，董昭他们偏要抠字眼儿、挑漏洞，说称公不称王，那就不违背祖训啦此举自然会引发朝野的一片嘘声。
所以董昭才希望是勋和曹德这二位曹家的亲族大僚都能摆脱地方事务，返回中央来，帮他站脚助威。加九锡也好，建公国也罢，咱们同时运作二事，要能都成了最好，最不济也起码成就一桩，则曹操可以向前更迈一步，距离至尊之位也就更近啦。
是勋接到董昭的书信，即召关靖前来商议。关靖说这是好事儿啊，您得帮忙，可有一样，您的身份与董公仁不同，乃曹家姻戚也，太过热心此事，难免为人所讥。所以可以暗中推动，但千万不要亲自出面。
是勋问，那我回不回许都去啊关靖说当然要回去啦，您返回都中，即便一言不发，只要不明着反对董昭他们的建议，那就算是站脚立威了，必能收拢很多的中间派和观望派。是勋微微点头，然后淡淡地一笑：“水到自然渠成，吾还都所谋者，其后事也。”未完待续。。
第十章、挥斥八极
在原本的历史上，曹操既封魏王，又加九锡，这是政治大势，谁都阻止不了，再加上在这条时间线上，曹家无论显性还是隐性实力，都比历史上要强得太多了，所以即便没有自己的协助，董昭也迟早能够达成夙愿。
是勋考虑的是“后事”，也就是封藩建国之后，还应该做些什么。他想要趁机解决掉一个历史遗留的大问题，也即官制改革的问题。
汉朝的官制仍很粗疏，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地方官数量极少，但是权重，既易造成割据，又易导致豪强或者世家坐大，对中央集权不利；其二，随着户口的繁盛、国家事务的增多，中央没能因应时局而增加合适的部门、官职，导致一府多事，职权不清；其三，宫中、府中，区分得并不明确，九卿大多得名于古代君主的家务官，而其实质，也往往同时同时负责朝廷之事和皇室之事；其四，官员的品级划分得非常粗放，小吏和大老的俸禄差令人发指，但偏偏其中还并没有足够的等级过度，使得下吏缺乏充足的上进心，其结果必然是公卿奢靡、长吏贫寒，越亲民的官反倒越穷，被迫贪污成风。
高薪未必养廉，低薪是肯定养不了廉的你不能要求每名官员都是圣人啊。
还有就是相权过大，威胁君权，两者之间几乎是斗争而非博弈的关系，遂引发无穷的内耗。外朝的丞相、三公也好，内朝的大司马大将军也罢。往往能够军政大权一把抓。举凡行政、监察、立法、司法。全都一两个人或者单一机构说了算，皇帝可以玩儿各种手段加以分化和制约，但手段都在法理之外，都只是临时性举措而已，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究其实质，汉代是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过度期，而其官制也正体现了这种过度。是勋现在所希望的，就是加速这一转化的进程世家大族掌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也是贵族社会的一种反扑。
在中国历史上，官僚制度的完善是在唐、宋，你看到那时候，还有能够在上操持国柄，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