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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听说过？你是党员，我们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顾书记“啪”地把一叠材料摔在桌上，“她母亲叫苏文兰。父亲沈靖之，五八年定的右派，七零年死在劳改农场！这是清清楚楚的阶级问题！吴水贵知情不报，还收留她，这是啥行为？这是典型的立场不稳，丧失了革命警惕性！”
顾书记站起身，走到李福海面前看着他说道：“而你，李福海同志。你作为生产队长、入党二十多年的老同志，在推荐和担保人员时，只讲技术，不问政治！让这样一个与反动家庭划不清界限的人，进入了我们重要的农机岗位！你想想，你这是不是失职？是不是给组织抹了黑？！”
李福海张了张嘴，想说些啥，却发现所有的辩解在“右派”这两个字面前，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那个动荡年代长大的他太清楚了，沾上这个，啥都完了！
肖爱民适时补上一句：“福海啊，组织上知道你是出于公心，爱惜人才。但这件事的影响太坏了。现在不光农机站，整个公社都在盯着。你必须深刻认识自已的错误，做出检讨，消除影响。”
李福海低下头，看着自已那双沾着泥巴的老布鞋。
他想起水贵他爹给自已的那些麸皮，想起那孩子修好第一台拖拉机时咧着嘴的憨笑，想起月娥热心的给人讲她养兔子的经验…
可所有这些，在“政治立场”面前，都不值一提。
会议室里静得可怕，只有老陈记录时钢笔划过纸面的沙沙声。
良久，李福海抬起头，慢慢站起身，朝着三位领导，深深地弯下腰。
“顾书记，肖书记，陈干事，这件事，是我的错。我…我放松了政治要求，片面看重技术，没有把好关。给组织造成了损失，带来了不好的影响。我接受组织任何处分，愿意在全体党员面前做深刻检讨。”
他弯着腰，没直起来。这个姿势保持了很久。
直到顾书记的声音再次响起，这次他的声音缓和了一些：“认识到错误就好。你是老同志了，组织上相信你能改正。回去后，写一份详细的检查交上来。你们六队今年的评优资格暂时放一放。至于你个人的问题，看你后续表现。”
“是。”李福海依旧弯着腰。
“还有，”肖爱民补充道：“回去后，要做好队里的工作。特别是对有关人员，要划清界限，严肃教育。不能再出任何问题。”
“明白。”
走出公社大门时，日头正毒。李福海站在白花花的日头下，有些头晕。
水贵的技术在农机站已经算最好的了，为啥会出这种错误？
还有，月娥的身份又是谁捅出来的？咋自已一点儿也没听到风声呢？
他推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没骑，一步一步往六队走。
路上遇到熟人打招呼，他心不在焉地应着，头都没抬。
一路上，他想了很多，但想得最多的，是顾书记最后那句“划清界限”。
看来以后，有些人他不能明面上帮了！
他回头看了一眼公社的青砖瓦房，叹了口气，蹬上自行车。
他得抽空找个机会偷偷去问问水贵，这到底是咋回事，他到现在脑子还是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