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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十年。
若说这一年，在迸发着庞大生机的大明帝国权力场上，谁最风光煊赫，那必是中书省左丞相胡惟庸无疑。
胡惟庸的崛起，是大明开国后政治生态演变的一个缩影。
洪武三年正月，胡惟庸拜中书省参知政事，踏入权力中枢。
那时中书省左丞相是李善长，右丞相是徐达，虽然徐达常年在外征战，并不理政事。
胡惟庸是李善长的同乡皆为准西濠州人，又善于揣摩上意，办事干练，很快得到李善长提携。
洪武四年，李善长告老还乡。
右丞相汪广洋升左丞相，胡惟庸则取代汪广洋任中书左丞。
这一步，让他离相位只有一步之遥。
真正让胡惟庸独揽大权的转折点，是杨宪之死。
杨宪此人堪称洪武初年政坛的一颗流星。
他原是朱元璋在应天时期的旧人，精明强干，善于侦查、审讯，深受信任。
洪武二年，杨宪任中书省参知政事，权倾一时。
但杨宪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他与整个统治集团为敌。
而这个时期的大明统治集团，就是淮西勋贵们。
他与当时的右丞相汪广洋关系紧张，通过一系列的斗争，差点把汪广洋贬到海南岛去。
斗倒了右丞相，就开始拿当时的左丞相动手了。
他试图离间朱元璋与李善长的关系，甚至构陷李善长……不过，李善长的水平还是非常高的，通过一系列运作，让杨宪玩火自焚，于洪武三年七月被诛。
杨宪死后，朱元璋对朝臣的猜忌加深。
而胡惟庸恰在此时展现出与杨宪完全不同的特质，办事稳妥，不结党，凡事请示，从不专断。
朱元璋需要这样一个既能干事又“听话”的宰相。
朱元璋因“丞相人选难觅”，很长一段时间不设丞相。胡惟庸以中书左丞的身份，独专中书省事务。
那段时间，胡惟庸确实干得不错。整顿吏治、清丈田亩、调度粮饷……事事办得妥帖。朱元璋越来越倚重他。
洪武六年七月，胡惟庸正式升任右丞相，特进荣禄大夫。
到了洪武十年九月，胡惟庸正式升任为左丞相。
至此，胡惟庸达到权势巅峰。
权力是迷药，尝过的人很难清醒。
胡惟庸执政多年，生杀予夺，渐生骄纵，用一句大白话，就是飘了，以为朱元璋拿不起刀了。
有些大事，他开始不向朱元璋请示，自行决断。
内外各部门的奏章，他都先过目，凡不利于自已的，便扣押不上呈。
更微妙的是，胡惟庸开始结党。
各方热衷功名之徒，以及那些在洪武朝政治洗牌中失势的功臣武夫，纷纷奔走其门。
相府门前车马不绝，赠送的金帛、名马、玩好之物，不可胜计。
胡惟庸来者不拒。他知道，要在朝中立足，光有皇帝的信任不够，还得有自已的势力。
只是他忘了，或者说故意忽略了一个事实。朱元璋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臣子结党营私、欺上瞒下。
这些朝堂暗流，三岁半的朱雄英自然无法亲见。
但他能感觉到。
从朱元璋偶尔的只言片语中，从朱标与属官的私下议论中，从蓝玉来访时的牢骚中，他拼凑出了洪武十年的政治图景。
胡惟庸权倾朝野，开始跋扈。
勋贵们分成几派，以徐达、汤和为代表的老成持重派；以蓝玉为代表的少壮激进派；还有一些失意武人，正试图抱团取暖。
文官集团则在胡惟庸的整合下，逐渐形成“淮西党”。
虽然朱元璋最讨厌结党，但这种地域、师承、姻亲纽带，岂是一纸禁令能切断的……
而朱元璋自已，正处在微妙的心态中。
一方面，他需要胡惟庸这样的能臣处理政务，让他能腾出手来谋划北伐、整顿边防、推行教化。